大上海的小街区——王家厍/张家宅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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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家厍/张家宅是近代上海静安区地理空间中一个重要的街区。不同于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南京路外滩的核心区域,也不同于以缫丝厂为主的闸北工业园区,这是一个以市民居住、娱乐和文化活动为主体的街区,也是近现代上海城市较有代表性的街区之一。本文主要运用地理景观和康泽恩的"城市肌理"等理论,重点利用《申报》资料,同时也借助现代学者编写的上海街区乡土志书与部分近代地图文献,尝试通过上海城市史上这一不被关注的"城市边缘"街区的演变,分"街区设施的空间实体"和"街区居住的空间肌理"两部分,来呈现王家厍/张家宅这一地理空间到文化空间演变的特点。这一被几条重要马路围合的小街区之演变,折射出上海这座江南小县城走向国际性大都市的历史进程,可以为上海城市变迁史和都市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
Wangjiashe/Zhangjiazhai was an important district in the geographical space of Jingan District in modern Shanghai. Unlike the core area of Nanjing Road,west of the Huangpu River and south of the Suzhou River,it'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Zabei Industrial Park. It's a block dominated by residents' living,entertainmen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which'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districts in modern Shanghai city. With the help of the geography landscape and Kang Zen's "city texture"and other theories,the evolution of the distric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spatial entity of the block facilities"and"the spatial texture of the residential block",which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from the geographical space to the cultural space of Wangjiashe/Zhangjiazhai. It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hanghai,a small county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and can provide abundant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Shanghai's urban change history and urban life history.
Wangjiashe/Zhangjiazhai was an important district in the geographical space of Jingan District in modern Shanghai. Unlike the core area of Nanjing Road,west of the Huangpu River and south of the Suzhou River,it'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Zabei Industrial Park. It's a block dominated by residents' living,entertainmen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which'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districts in modern Shanghai city. With the help of the geography landscape and Kang Zen's "city texture"and other theories,the evolution of the distric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spatial entity of the block facilities"and"the spatial texture of the residential block",which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from the geographical space to the cultural space of Wangjiashe/Zhangjiazhai. It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hanghai,a small county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and can provide abundant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Shanghai's urban change history and urban life history.
引文
(1)关于静安区,可参见李天纲编著的《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静安寺:西区的乐土”一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25页);苏智良主编《上海城区史》第六编“静安寺:从庙到城区的演变”(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538页),仅涉及静安寺一带。
(2)康泽恩建立了城镇形态研究的基本框架,还形成了一套标准的术语和概念体系,他运用的40多个核心概念,高度抽象而又精练概括。参见陈锦棠、姚圣、田银生:《形态类型学理论以及本土化的探明》,《国际城市规划》第32卷第2期,2017年;康泽恩的主要论著有:M.R.G.Conzen,“The Growth and Character of Whitby,” in G.H.J.Daysh ed.,A Survey of Whitby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Eton:Shakespeare Head Press,1958,pp.49—89;M.R.G.Conzen,Alnwick,Northumberland: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London:George Philip Publication(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no.27,1960,pp.3—4;M.R.G.Conzen,“The Plan Analysis of an English City Centre,” in K.Norborg ed.,Proceedings of the IGU Symposium in Urban Geography Lund,Lund:Gleerup,1962,pp.383—414;M.R.G.Conzen,“Morphogenesis,Morphological Regions and Secular Human Agency in the Historic Townscape,as Exemplified by Ludlow,” in D.Denecke and G.Shaw eds.,Urban Historical Geogra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Express,1988,pp.255—261.
(3)近期若干以上海城市某些重要路段为对象的书籍陆续出版,如中华书局2017年推出方世忠主编的《海上遗珍》第一辑《武康路》;2018年又出版该丛书的第二辑《衡山路》,收录了著名学者、作家等撰写的关于武康路、衡山路和宝庆路上的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名人的文章。201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推出由徐锦江编著的《愚园路》,2018年学林出版社推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沈思睿主编的《方志上海微故事——街区与建筑的记忆》,以及与本论题密切相关的由石门二路街道所编(薛理勇执笔)《岁月拾萃——石门二路街道的人文之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该书对属于石门二路街区的张爱玲故居、阮玲玉故居、原犹太人总会、小德肋撤天主教堂、元利当铺旧址等多处“老房子”,以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中共淞浦特委旧址、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等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传承下来的红色记忆进行了有意义的解读。上述这些读本中既有对建筑历史沿革的考证、对轶闻趣事的生动记述,也有对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的深情回忆,透过细枝末节,便于让读者感受时代变迁,但诸书均属通俗文化普及读本,未能提供所述内容的可靠资料来源。
(4)新版上海市区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张家宅”的地名。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三大卷仅仅在上卷为“王家厍”设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但全书未见“张家宅”词条;上海市静安区志编纂委员会所编《上海市静安区志1993—201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政区”的街道划分,基本上都是从1993年开始撰写,很少有街区历史的追溯,“张家宅”也仅仅出现在少数图示中,“王家厍”的名称则未出现。
(5)《会讯命案》,《申报》1887年6月7日,第3版。
(6)《英界公堂琐案》,《申报》1890年2月15日,第3版;《定期会讯》,《申报》1888年8月6日,第3版。
(7)分见《申报》1890年2月27日,第3版;《申报》1895年12月27日,第3版;《申报》1896年3月1日,第3版;《申报》1918年5月5日,第11版;《申报》1924年6月20日,第1版。
(8)《申报》1948年1月1日。第20版,称“中正北二路(今石门一路)二八四号(王家厍)”。
(9)马学强:《长江三角洲商贸活动与上海苏州河沿岸街区演变探析》,《史林》2018年第2期。
(10)“聚落”广义是指人类各种形式的聚居地的总称,包括乡村与城市两种类型,英文中的settlement,狭义的解释就是乡村聚落(rural settlement)。参见胡振洲:《聚落地理学》,台北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2页。
(11)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第50页。
(12)中国传统的很多村庄,村名就是地名。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村民大多同姓,他们多自视为同一个祖宗的后代,这些村子的根是来自一个家族中的小房所建立的农业组织,或作为农业地图扩大要求的殖民村或垦殖村。参见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现代化的冲击》(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6页。
(13)《申报》1905年2月7日第7版有“洋房召租”,称:“兹有王家厍揩脱路第二十七号洋房一宅。即与商约公所邻近之处,前面有一花园,内共上下房间八间,另厨房、更房、外洋台,自来水火等俱全,马车出入亦甚便捷,用作公馆行辕,均属相宜。房租公道,合意者问英界泗泾路第一号德和洋行定议可也。”
(14)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15)袁燮銘:《工部局与上海路政(1854—1911)》,《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205页。
(16)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161页。
(17)辛亥革命时,道台出走,上海道署解散,“道台花园”由上海军政府接管,不久军政府又将之出售给的法租界董事麦边,故名“麦边花园”,奉贤路旧名“麦边路”即因此而得名。参见薛理勇:《上海滩地名掌故》,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9页;苏智良主编《上海城区史》,第492—496页。
(18)程谨轩,又名程谨斋,安徽徽州人,工匠出身,20世纪初期受雇于英国沙逊洋行,以勤劳多智深得老板沙逊(A.D.Sasson)赏识,帮助沙逊赚了不少钱。其逝世后价值千万元的房地产统归于其次子程霖生、长孙程贻泽继承。参见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08页。
(19)这个位置在今北京西路605弄,即原张家宅路和福田村村口。参见石颂九主编《上海市路名大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2页。
(20)《医院章程》,《申报》1899年7月31日,第3版。
(21)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下),第1429页。
(22)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第50页。
(23)此区域划分参考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有关“张家宅街道”的区域划界,即东起成都北路,西至江宁路,南濒南京西路,北临山海关路,经石门二路至新闸路。参见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node4412/node17431/node17651/node17661/userobject1ai6473.html,访问时间:2017年1月27日。根据上海市静安区志编纂委员会所编《上海市静安区志1993—2010》“政区”的街道划分,1994年起撤销武定路街道和张家宅街道,合并建立石门二路街道,北面拓展到南苏州路。参见该书1993年静安区行政区划图,第33页。本文确定“张家宅”大致范围,承曾经担任张家宅街道张西居委会负责人的邹振音告知相关线索,特此致谢!
(24)《申报》1908年12月19日,第19版。另一个可以佐证“张家宅浜”的线索来自孙逊、钟翀主编的《上海城市地图集成》中有一幅1918年12月绘制的《上海地图》,在狭义的张家宅区域内绘制有一条小河浜。
(25)石颂九主编《上海市路名大全》,第133页。
(26)《上海行车说》,《申报》1876年2月17日,第3版。
(27)查尔斯·亚历山大·戈登:《一个英国军医的中国观察实录》,孙庆祥、计莹芸译,学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79—84页。
(28)顾炳权:《上海风俗古迹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1页。
(29)辛家花园,简称“辛园”,又名“松柏园”,位于静安区新闸路1010号。始建于清末,园主人为南京巨富辛仲卿,占地6 670平方米。清宣统二年,辛仲卿生意失利,花园大部分产业被盛宣怀购得。1912年康有为曾租赁花园的南半部,并建造起许多建筑,如“游存楼”“补读楼”“閟清院”“莲韬馆”“闻思斋”等,并以部分空地改成花圃及果园等,园中还饲养大龟、袋鼠等珍稀动物,将原来的辛家花园特征大大改变,成为一处更富有海派特色的杂园、奇苑。1921年,康有为迁居愚园路192号和194号的“游存庐”,地产由盛氏收还,盛宣怀妻子将之施予僧家,改建为清凉禅寺。后为新亚药厂所在地。参见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下),第1507页。
(30)参见钟翀等:《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文汇学人》2018年3月23日第6、7、8版。
(31)楼嘉军:《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文化地图解读——城市娱乐区布局模式及其特点初探》,忻平主编《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
(32)《申报》1936年9月14日,第13版。
(33)高怀德(1894—1940),字鑫宝,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原为租界外国人拾网球,后在英国总会任职,为十六铺四大金刚和小八股党之一。黄金荣担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员时,1927年,法国驻沪领事馆翻译范尓迪夫妇去太湖旅游,被土匪绑架,黄金荣和杜月笙商量,请高鑫宝去联系,结果太湖土匪分文未收就释放了范尔迪夫妇,由此高通过黄金荣、杜月笙当上了丽都花园总经理。抗战时期他追随张啸林与日伪勾结,混迹于黑社会。但“八一三”抗战期间曾将丽都花园提供给伤兵作医疗之所,其时难民遍野,他慷慨解囊,为汉奸所嫉恨,多次陷于官司。《高鑫宝恢复自由,因人诬陷被拘,查明无关释出》一文称:“沪上高君怀德,字鑫宝,为人慷慨好义,对于公益事夙具热心,惟自战变以来,万念俱灰,除尽力于难民救济事业外,对于社会事件早已不闻不问,安分营商,经营丽都花园,主持丽都体育会已非一日,不意日前被人诬为有游击嫌疑,兹已侦查完毕,认为并无嫌疑。已于昨日(十二日)恢复自由。高君亲友,纷纷慰问。据高君左右云,高君经此次刺激后,对于任何社会事件概不与闻,专心经营继续以往事业。”《申报》1939年7月13日,第10版。汉奸特务机关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当年曾拜高鑫宝为师,1937年上海沦陷后,却派人到丽都花园收取“保护费”,被高鑫宝痛骂“欺师灭祖”,激怒了吴四宝,为杀一儆百,1940年3月15日吴派人将高鑫宝暗杀于一品香门口。参见《申报》1940年3月18日,第8版;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下),第1948页。
(34)《申报》1937年2月15日,第16版。
(35)参见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386—389页。
(36)《申报》1939年7月29日,第12版。
(37)《丽都越野队成立》,《申报》1938年10月31日,第8版。
(38)《两都游泳池明开幕》,《申报》1936年6月16日,第12版。
(39)参见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第1096页。
(40)参见《丙午冬各女学校生徒募集》,《中国女报》第2期,1907年3月4日。
(41)《上海女学校报名广告》,《申报》1908年7月15日,第19版。
(42)龚德庆、张仁良主编《静安历史文化图录》,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43)六月初一日育才书社还举行第一次集议,称公举总董为钦差出使日本大臣四品京堂蔡和甫、苏松太兵备道袁海观、候选道严筱舫,襄总董有徐雨之、唐杰臣、郑观应、朱葆三等;司银钱董事有席正甫、沈吉成、叶明斋等。参见《申报》1901年7月19日,第4版“育才书社告白”。
(44)李佳丽:《中国洋人富豪家族成长记》,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办公室编《静安方志》(微信选粹),2018年版,第87—91页。
(45)参见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131、300—304页。
(46)李登辉(1873—1947),字腾飞,福建厦门人,出生于荷属爪哇岛(今印尼),幼年赴新加坡读书,1891年赴美入威斯理央大学,旋转入耶鲁大学,1899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其后回南洋任教,1905年归国来上海,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并积极筹组“寰球中国学生会”,担任会长10余年。1906年出任复旦公学的教务长,兼授英、法和德文等科目。1913年复旦大学校董事会成立,董事孙中山先生等推选李登辉担任校长(1913—1936)。后他在南洋募得巨资,回国为复旦大学在江湾购地,以期另辟校址,1920年购得土地70余亩,次年开工建筑,到1922年建成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各一幢,复旦大学正式迁往江湾(今校址),徐家汇原校址改为中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北碚黄桷树,部分师生困于环境不能成行,李氏在公共租界内开设复旦大学补习部,坚持教学。编著有《文化英语读本》《李氏英语文范》《李氏英语修辞学》等。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7页。
(47)姜荣刚:《“意境”两种的并存与交融——“意境”现代意义生成的历史考察》,《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
(48)高翔宇:《寰球中国学生会早期史事考述(1905—1919)》,《兰州学刊》2015年第8期。
(49)宋贤:《双十节》,《申报》1948年10月10日,第8版。
(50)《韦博士之教育谈》,《申报》1913年4月26日,第10版。
(51)《建造平江公所》,《申报》1895年8月16日,第4版。
(52)商务印书馆编《上海指南》卷3,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6页。
(53)《苏州避难来沪同乡公鉴》,《申报》1924年9月2日,第13版。
(54)商务印书馆编《上海指南》卷5,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0页。
(55)商务印书馆编《上海指南》卷5,第21页。
(56)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436页。
(57)《申报》1947年2月3日,第6版。
(58)《剧场消息·记茶花女之试映》,《申报》1927年10月25日,第15版。
(59)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378—380页。
(60)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437页。
(61)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438页。
(62)范文照(1893—1979),191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旋即赴美深造,1921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建筑学士学位。留美期间接触了大量古典建筑,特别学习了巴黎美院的学院派设计方法,注重柱式、比例、尺度、韵律、对称等设计语言,受这些专业训练的影响,范文照在其早期设计中探索了一条参照西方古典比例形式,并将其运用到中国风格建筑上的现代性实验道路。范氏学成归国后,1927年在上海开设私人建筑设计事务所,并应邀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建筑师李锦沛合作,设计了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今上海锦江青年会宾馆),多采用中国传统宫殿式的重檐歇山顶式,琉璃瓦屋面与青灰色墙面,斗拱、门楣等中国古典元素。同年10月与庄俊、吕彦直、张光圻、巫振英等发起组织中国建筑师学会。他在上海的设计的代表作有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北京大戏院(丽都大戏院)、美琪大戏院、沪光大戏院、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协发公寓、集雅公寓斋等。1949年以后,范文照赴港发展之后的作品仍坚持现代建筑的探索,成为影响香港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重要华人建筑师。参见吴笛:《美琪大戏院:在传统与现代间》,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办公室编《静安方志》(微信选粹),第64—67页。
(63)吴笛:《美琪大戏院:在传统与现代间》,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办公室编《静安方志》(微信选粹),第64—67页。
(64)大华饭店位于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原为清政府洋务局官员的住宅,后由上海军政府接管,1922年被英国商人收买,改为大华饭店,是当时上海拥有大块草坪和花园的豪华饭店,为典型的欧洲古典主义的建筑。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礼查饭店举行婚礼后,新婚洞房就设在大华饭店。1929年饭店全部被拆除,原因不详。参见孙树棻:《上海滩风情》,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2页。
(65)薛理勇:《上海滩地名掌故》,第145—149页;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398—400页。
(66)位于南京西路805号的王家沙点心店1945年5月成立,因地得名,“王家沙”为地名“王家厍”的别写,且沪语中“沙”与“厍”同音,同音假借而成“王家沙”。王家沙以其经营的点心闻名上海。参见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433页。点心店取名“王家沙”,也可以认为是店铺创办人代表了街区居民对以往“乡民”传统的一种怀念、挽留和尊重。
(67)马学强:《长江三角洲商贸活动与上海苏州河沿岸街区演变探析》,《史林》2018年第2期。
(68)《申报》1935年4月21日,第19版。
(69)直至“文革”中因为搬来了一户原居住在棚户区的用户,将报纸和工厂车间里使用的回丝等当作卫生纸使用,造成堵塞,之后才经常打电话要求环卫所来抽粪和通排粪道。
(70)中共新成区委张家宅试点工作组:《大跃进中的张家宅妇女》,《学术月刊》1959年4月号。
(71)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但它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共产风”。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72)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城市里弄调查组:《张家宅居民正沿着城市人民公社的道路前进》,《学术月刊》1960年第6号。当时,笔者父母亲也是衷心拥护,腾出一间约30平方米的客厅和约50余平方米的天井,供里弄创办食堂。结果吃大锅饭的食堂不了了之,客厅和天井才归还。
(73)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静安区志”第三编“街道”,第二章“街道分述”第五节“张家宅街道”,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4/node2249/node4412/node17431/node17651/node17661/userobject1ai6473.html,访问时间:2017年1月27日。
(74)赵强:《芒福德的城市观及其启示》,《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75)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Ⅰ—Ⅶ页。
(2)康泽恩建立了城镇形态研究的基本框架,还形成了一套标准的术语和概念体系,他运用的40多个核心概念,高度抽象而又精练概括。参见陈锦棠、姚圣、田银生:《形态类型学理论以及本土化的探明》,《国际城市规划》第32卷第2期,2017年;康泽恩的主要论著有:M.R.G.Conzen,“The Growth and Character of Whitby,” in G.H.J.Daysh ed.,A Survey of Whitby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Eton:Shakespeare Head Press,1958,pp.49—89;M.R.G.Conzen,Alnwick,Northumberland:a Study in Town-Plan Analysis,London:George Philip Publication(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no.27,1960,pp.3—4;M.R.G.Conzen,“The Plan Analysis of an English City Centre,” in K.Norborg ed.,Proceedings of the IGU Symposium in Urban Geography Lund,Lund:Gleerup,1962,pp.383—414;M.R.G.Conzen,“Morphogenesis,Morphological Regions and Secular Human Agency in the Historic Townscape,as Exemplified by Ludlow,” in D.Denecke and G.Shaw eds.,Urban Historical Geogra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Express,1988,pp.255—261.
(3)近期若干以上海城市某些重要路段为对象的书籍陆续出版,如中华书局2017年推出方世忠主编的《海上遗珍》第一辑《武康路》;2018年又出版该丛书的第二辑《衡山路》,收录了著名学者、作家等撰写的关于武康路、衡山路和宝庆路上的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名人的文章。201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推出由徐锦江编著的《愚园路》,2018年学林出版社推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沈思睿主编的《方志上海微故事——街区与建筑的记忆》,以及与本论题密切相关的由石门二路街道所编(薛理勇执笔)《岁月拾萃——石门二路街道的人文之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该书对属于石门二路街区的张爱玲故居、阮玲玉故居、原犹太人总会、小德肋撤天主教堂、元利当铺旧址等多处“老房子”,以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中共淞浦特委旧址、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等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传承下来的红色记忆进行了有意义的解读。上述这些读本中既有对建筑历史沿革的考证、对轶闻趣事的生动记述,也有对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的深情回忆,透过细枝末节,便于让读者感受时代变迁,但诸书均属通俗文化普及读本,未能提供所述内容的可靠资料来源。
(4)新版上海市区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张家宅”的地名。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三大卷仅仅在上卷为“王家厍”设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但全书未见“张家宅”词条;上海市静安区志编纂委员会所编《上海市静安区志1993—201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政区”的街道划分,基本上都是从1993年开始撰写,很少有街区历史的追溯,“张家宅”也仅仅出现在少数图示中,“王家厍”的名称则未出现。
(5)《会讯命案》,《申报》1887年6月7日,第3版。
(6)《英界公堂琐案》,《申报》1890年2月15日,第3版;《定期会讯》,《申报》1888年8月6日,第3版。
(7)分见《申报》1890年2月27日,第3版;《申报》1895年12月27日,第3版;《申报》1896年3月1日,第3版;《申报》1918年5月5日,第11版;《申报》1924年6月20日,第1版。
(8)《申报》1948年1月1日。第20版,称“中正北二路(今石门一路)二八四号(王家厍)”。
(9)马学强:《长江三角洲商贸活动与上海苏州河沿岸街区演变探析》,《史林》2018年第2期。
(10)“聚落”广义是指人类各种形式的聚居地的总称,包括乡村与城市两种类型,英文中的settlement,狭义的解释就是乡村聚落(rural settlement)。参见胡振洲:《聚落地理学》,台北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2页。
(11)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第50页。
(12)中国传统的很多村庄,村名就是地名。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村民大多同姓,他们多自视为同一个祖宗的后代,这些村子的根是来自一个家族中的小房所建立的农业组织,或作为农业地图扩大要求的殖民村或垦殖村。参见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现代化的冲击》(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6页。
(13)《申报》1905年2月7日第7版有“洋房召租”,称:“兹有王家厍揩脱路第二十七号洋房一宅。即与商约公所邻近之处,前面有一花园,内共上下房间八间,另厨房、更房、外洋台,自来水火等俱全,马车出入亦甚便捷,用作公馆行辕,均属相宜。房租公道,合意者问英界泗泾路第一号德和洋行定议可也。”
(14)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15)袁燮銘:《工部局与上海路政(1854—1911)》,《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205页。
(16)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161页。
(17)辛亥革命时,道台出走,上海道署解散,“道台花园”由上海军政府接管,不久军政府又将之出售给的法租界董事麦边,故名“麦边花园”,奉贤路旧名“麦边路”即因此而得名。参见薛理勇:《上海滩地名掌故》,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9页;苏智良主编《上海城区史》,第492—496页。
(18)程谨轩,又名程谨斋,安徽徽州人,工匠出身,20世纪初期受雇于英国沙逊洋行,以勤劳多智深得老板沙逊(A.D.Sasson)赏识,帮助沙逊赚了不少钱。其逝世后价值千万元的房地产统归于其次子程霖生、长孙程贻泽继承。参见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08页。
(19)这个位置在今北京西路605弄,即原张家宅路和福田村村口。参见石颂九主编《上海市路名大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2页。
(20)《医院章程》,《申报》1899年7月31日,第3版。
(21)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下),第1429页。
(22)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第50页。
(23)此区域划分参考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有关“张家宅街道”的区域划界,即东起成都北路,西至江宁路,南濒南京西路,北临山海关路,经石门二路至新闸路。参见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node4412/node17431/node17651/node17661/userobject1ai6473.html,访问时间:2017年1月27日。根据上海市静安区志编纂委员会所编《上海市静安区志1993—2010》“政区”的街道划分,1994年起撤销武定路街道和张家宅街道,合并建立石门二路街道,北面拓展到南苏州路。参见该书1993年静安区行政区划图,第33页。本文确定“张家宅”大致范围,承曾经担任张家宅街道张西居委会负责人的邹振音告知相关线索,特此致谢!
(24)《申报》1908年12月19日,第19版。另一个可以佐证“张家宅浜”的线索来自孙逊、钟翀主编的《上海城市地图集成》中有一幅1918年12月绘制的《上海地图》,在狭义的张家宅区域内绘制有一条小河浜。
(25)石颂九主编《上海市路名大全》,第133页。
(26)《上海行车说》,《申报》1876年2月17日,第3版。
(27)查尔斯·亚历山大·戈登:《一个英国军医的中国观察实录》,孙庆祥、计莹芸译,学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79—84页。
(28)顾炳权:《上海风俗古迹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1页。
(29)辛家花园,简称“辛园”,又名“松柏园”,位于静安区新闸路1010号。始建于清末,园主人为南京巨富辛仲卿,占地6 670平方米。清宣统二年,辛仲卿生意失利,花园大部分产业被盛宣怀购得。1912年康有为曾租赁花园的南半部,并建造起许多建筑,如“游存楼”“补读楼”“閟清院”“莲韬馆”“闻思斋”等,并以部分空地改成花圃及果园等,园中还饲养大龟、袋鼠等珍稀动物,将原来的辛家花园特征大大改变,成为一处更富有海派特色的杂园、奇苑。1921年,康有为迁居愚园路192号和194号的“游存庐”,地产由盛氏收还,盛宣怀妻子将之施予僧家,改建为清凉禅寺。后为新亚药厂所在地。参见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下),第1507页。
(30)参见钟翀等:《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文汇学人》2018年3月23日第6、7、8版。
(31)楼嘉军:《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文化地图解读——城市娱乐区布局模式及其特点初探》,忻平主编《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
(32)《申报》1936年9月14日,第13版。
(33)高怀德(1894—1940),字鑫宝,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原为租界外国人拾网球,后在英国总会任职,为十六铺四大金刚和小八股党之一。黄金荣担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员时,1927年,法国驻沪领事馆翻译范尓迪夫妇去太湖旅游,被土匪绑架,黄金荣和杜月笙商量,请高鑫宝去联系,结果太湖土匪分文未收就释放了范尔迪夫妇,由此高通过黄金荣、杜月笙当上了丽都花园总经理。抗战时期他追随张啸林与日伪勾结,混迹于黑社会。但“八一三”抗战期间曾将丽都花园提供给伤兵作医疗之所,其时难民遍野,他慷慨解囊,为汉奸所嫉恨,多次陷于官司。《高鑫宝恢复自由,因人诬陷被拘,查明无关释出》一文称:“沪上高君怀德,字鑫宝,为人慷慨好义,对于公益事夙具热心,惟自战变以来,万念俱灰,除尽力于难民救济事业外,对于社会事件早已不闻不问,安分营商,经营丽都花园,主持丽都体育会已非一日,不意日前被人诬为有游击嫌疑,兹已侦查完毕,认为并无嫌疑。已于昨日(十二日)恢复自由。高君亲友,纷纷慰问。据高君左右云,高君经此次刺激后,对于任何社会事件概不与闻,专心经营继续以往事业。”《申报》1939年7月13日,第10版。汉奸特务机关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当年曾拜高鑫宝为师,1937年上海沦陷后,却派人到丽都花园收取“保护费”,被高鑫宝痛骂“欺师灭祖”,激怒了吴四宝,为杀一儆百,1940年3月15日吴派人将高鑫宝暗杀于一品香门口。参见《申报》1940年3月18日,第8版;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下),第1948页。
(34)《申报》1937年2月15日,第16版。
(35)参见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386—389页。
(36)《申报》1939年7月29日,第12版。
(37)《丽都越野队成立》,《申报》1938年10月31日,第8版。
(38)《两都游泳池明开幕》,《申报》1936年6月16日,第12版。
(39)参见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第1096页。
(40)参见《丙午冬各女学校生徒募集》,《中国女报》第2期,1907年3月4日。
(41)《上海女学校报名广告》,《申报》1908年7月15日,第19版。
(42)龚德庆、张仁良主编《静安历史文化图录》,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43)六月初一日育才书社还举行第一次集议,称公举总董为钦差出使日本大臣四品京堂蔡和甫、苏松太兵备道袁海观、候选道严筱舫,襄总董有徐雨之、唐杰臣、郑观应、朱葆三等;司银钱董事有席正甫、沈吉成、叶明斋等。参见《申报》1901年7月19日,第4版“育才书社告白”。
(44)李佳丽:《中国洋人富豪家族成长记》,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办公室编《静安方志》(微信选粹),2018年版,第87—91页。
(45)参见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131、300—304页。
(46)李登辉(1873—1947),字腾飞,福建厦门人,出生于荷属爪哇岛(今印尼),幼年赴新加坡读书,1891年赴美入威斯理央大学,旋转入耶鲁大学,1899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其后回南洋任教,1905年归国来上海,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并积极筹组“寰球中国学生会”,担任会长10余年。1906年出任复旦公学的教务长,兼授英、法和德文等科目。1913年复旦大学校董事会成立,董事孙中山先生等推选李登辉担任校长(1913—1936)。后他在南洋募得巨资,回国为复旦大学在江湾购地,以期另辟校址,1920年购得土地70余亩,次年开工建筑,到1922年建成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各一幢,复旦大学正式迁往江湾(今校址),徐家汇原校址改为中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北碚黄桷树,部分师生困于环境不能成行,李氏在公共租界内开设复旦大学补习部,坚持教学。编著有《文化英语读本》《李氏英语文范》《李氏英语修辞学》等。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7页。
(47)姜荣刚:《“意境”两种的并存与交融——“意境”现代意义生成的历史考察》,《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
(48)高翔宇:《寰球中国学生会早期史事考述(1905—1919)》,《兰州学刊》2015年第8期。
(49)宋贤:《双十节》,《申报》1948年10月10日,第8版。
(50)《韦博士之教育谈》,《申报》1913年4月26日,第10版。
(51)《建造平江公所》,《申报》1895年8月16日,第4版。
(52)商务印书馆编《上海指南》卷3,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6页。
(53)《苏州避难来沪同乡公鉴》,《申报》1924年9月2日,第13版。
(54)商务印书馆编《上海指南》卷5,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0页。
(55)商务印书馆编《上海指南》卷5,第21页。
(56)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436页。
(57)《申报》1947年2月3日,第6版。
(58)《剧场消息·记茶花女之试映》,《申报》1927年10月25日,第15版。
(59)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378—380页。
(60)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437页。
(61)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438页。
(62)范文照(1893—1979),191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旋即赴美深造,1921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建筑学士学位。留美期间接触了大量古典建筑,特别学习了巴黎美院的学院派设计方法,注重柱式、比例、尺度、韵律、对称等设计语言,受这些专业训练的影响,范文照在其早期设计中探索了一条参照西方古典比例形式,并将其运用到中国风格建筑上的现代性实验道路。范氏学成归国后,1927年在上海开设私人建筑设计事务所,并应邀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建筑师李锦沛合作,设计了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今上海锦江青年会宾馆),多采用中国传统宫殿式的重檐歇山顶式,琉璃瓦屋面与青灰色墙面,斗拱、门楣等中国古典元素。同年10月与庄俊、吕彦直、张光圻、巫振英等发起组织中国建筑师学会。他在上海的设计的代表作有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北京大戏院(丽都大戏院)、美琪大戏院、沪光大戏院、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协发公寓、集雅公寓斋等。1949年以后,范文照赴港发展之后的作品仍坚持现代建筑的探索,成为影响香港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重要华人建筑师。参见吴笛:《美琪大戏院:在传统与现代间》,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办公室编《静安方志》(微信选粹),第64—67页。
(63)吴笛:《美琪大戏院:在传统与现代间》,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办公室编《静安方志》(微信选粹),第64—67页。
(64)大华饭店位于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原为清政府洋务局官员的住宅,后由上海军政府接管,1922年被英国商人收买,改为大华饭店,是当时上海拥有大块草坪和花园的豪华饭店,为典型的欧洲古典主义的建筑。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礼查饭店举行婚礼后,新婚洞房就设在大华饭店。1929年饭店全部被拆除,原因不详。参见孙树棻:《上海滩风情》,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2页。
(65)薛理勇:《上海滩地名掌故》,第145—149页;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398—400页。
(66)位于南京西路805号的王家沙点心店1945年5月成立,因地得名,“王家沙”为地名“王家厍”的别写,且沪语中“沙”与“厍”同音,同音假借而成“王家沙”。王家沙以其经营的点心闻名上海。参见李关德主编《海上静安》,第433页。点心店取名“王家沙”,也可以认为是店铺创办人代表了街区居民对以往“乡民”传统的一种怀念、挽留和尊重。
(67)马学强:《长江三角洲商贸活动与上海苏州河沿岸街区演变探析》,《史林》2018年第2期。
(68)《申报》1935年4月21日,第19版。
(69)直至“文革”中因为搬来了一户原居住在棚户区的用户,将报纸和工厂车间里使用的回丝等当作卫生纸使用,造成堵塞,之后才经常打电话要求环卫所来抽粪和通排粪道。
(70)中共新成区委张家宅试点工作组:《大跃进中的张家宅妇女》,《学术月刊》1959年4月号。
(71)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但它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共产风”。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72)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城市里弄调查组:《张家宅居民正沿着城市人民公社的道路前进》,《学术月刊》1960年第6号。当时,笔者父母亲也是衷心拥护,腾出一间约30平方米的客厅和约50余平方米的天井,供里弄创办食堂。结果吃大锅饭的食堂不了了之,客厅和天井才归还。
(73)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静安区志”第三编“街道”,第二章“街道分述”第五节“张家宅街道”,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4/node2249/node4412/node17431/node17651/node17661/userobject1ai6473.html,访问时间:2017年1月27日。
(74)赵强:《芒福德的城市观及其启示》,《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75)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Ⅰ—Ⅶ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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