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成熟的公共理性是民主体制得以优良运行的前提。传统中国在家庭为基础的农耕经济之上,形成了情理本位的思维模式,并造就了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家国不分的政治文化遏制了公共理性的成长。在家国文化政治传统基础上,如何发掘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公共理性成长的积极因素,并形成有利于政治良性运行的公共理性,是变革中的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引文
[1]郝大伟,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M].施忠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杨明佳,陈青霞.家国之间.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治理[J].江汉论坛,2016(1):75-8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4]董小燕.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66.
[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71.
[6]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6-197.
[7]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2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94.
[8]谭安奎.公共理性与民主理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