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余岗墓地出土青铜容器的金相及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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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襄阳余岗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容器进行金相分析与成分测定。这批青铜容器以铅锡青铜为主,进入春秋晚期,含锡量升高,低锡容器消失,合金配比趋于稳定。大部分器物为铸造成型,有三件枳经过热锻加工,这类枳是目前所见较早的锻制青铜容器,在青铜器的工艺发展过程中有重要地位。
This paper makes metallographic and component analysis of the 35 bronze vessels excavated from Yugang Cemetery located at Xiangyang, using SEM-EDS techniqu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omponent ration of tin in these bronze vessels elevated during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s and the rations gradually stabilized. Most of the vessels were piece-mold, cast bronzes but three of the Zhi vessels undertook forging process, and were the earliest known forged bronze vessels so far, which take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making technique.
This paper makes metallographic and component analysis of the 35 bronze vessels excavated from Yugang Cemetery located at Xiangyang, using SEM-EDS techniqu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omponent ration of tin in these bronze vessels elevated during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s and the rations gradually stabilized. Most of the vessels were piece-mold, cast bronzes but three of the Zhi vessels undertook forging process, and were the earliest known forged bronze vessels so far, which take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making technique.
引文
[1]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
[2]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阳市余岗墓地春秋墓葬》,《考古》,2018年第1期。
[3]王先福:《襄樊余岗墓地楚式青铜礼器分期研究》,《江汉考古》2010年第3期;陈官涛等:《襄阳余岗出土部分文物检测报告》,《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
[4]这类器物在本文所引的资料中分别称为铆或舟,汉淮间所出器物自铭从金或从角、“只”声,李学勤认为读作“枳”较为合适,并引申为“卮”。但这类器物与东周秦汉时期流行的樽形卮有较大差异,若径称为卮亦有不便。由于定名尚有争议,本文暂从器物自铭称为“枳”。周亚:《伯游父诸器刍议》,《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0期,2005年;李学勤:《释东周器名巵及有关文字》,见《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
[5]w(Sn')=w(Sn)/w(Sn)+w(Cu)×100%
[6]余岗墓地所出青铜容器的Pb含量多不超过10%,成分分布集中,这与已报道的当阳赵家湖、淅川下寺、郧县乔家院、南阳彭氏等楚地青铜容器的成分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应源自样品测试方法的不同,并且很可能与样品的锈蚀程度有关。当样品锈蚀发生锈蚀时,Cu与Pb均会迁移、流失或在局部沉积,导致成分发生显著变化。当利用青铜器成分数据时,需要同时关注仪器的分析精密度和样品的锈蚀程度,并结合显微金相结果进行研究讨论。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8]陈振裕等:《襄阳山湾五座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9]秦颍等:《湖北及安徽出土东周至秦汉时期热锻青铜容器的科学分析》,《文物》2015年第7期。
[10]David Scott.Copper and bronze in art-corrosion,colorant and conservation,Getty Publication,2002:83.F.Kohler,et al.Application of single pan thermal analysis to Cu-Sn peritectic alloys.Acta Materialia,2008(56):15 19-1528.
[11]同[8]。
[12]叶小燕:《东周刻纹铜器》,《考古》1983年第2期;何堂坤:《刻纹铜器科学分析》,《考古》1993年第5期。
[13]孙淑云:《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铜器的分析研究》,《考古》2009年第2期。
[14]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5]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出土的东周青铜器》,《江汉考古》1988年第1期。
[16]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南阳市华鑫苑小区M124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年第3期。
[17]欧潭生等:《河南潢川县发现黄国和蔡国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赵新来:《潢川县出土蔡国器补正》,《文物》1981年第1 1期。
[18]尹秀娇等:《山东枣庄徐楼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期;李学勤:《枣庄徐楼村宋公鼎与费国》,《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
[19]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等:《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洛界)高速公路伊川段LJYM74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6期。此外湖北云梦睡虎地M 9也出有一件形制相同的枳,该墓为秦代墓,其年代与其他出锻制枳的春秋中晚期墓相去甚远,墓中铜枳应为早期器物遗留。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20]徐楼M1出有带“宋公固”铭文的一组媵器,应作于宋共公时(公元前588至前576年);M1其他铜器当为墓主出嫁后所作,时代更晚于媵器,据此推测徐楼M1枳的时代上限大致在公元前580年。
[21]冯峰:《郧县乔家院春秋墓初识》,《南方文物》2009年第4期。文中认为乔家院M4的时代介于淅川下寺M36与M2之间,甚确。
[22]余岗M279与M241两墓并列,可能是夫妻并穴合葬墓,时代应相去不远。M279鼎足较短,三足稍向内聚,与渐川下寺M36鼎相似;M241鼎足细长,足尖稍向外撇,与淅川下寺M1的箍口鼎更为接近;M279与M241的盏,形制与南阳华鑫苑M124所出盏几乎一样。故而两座墓的时代很可能在下寺M36至M2前后。但余岗墓地铜器组合简单,大多为一鼎墓,同出盏、敦时,器物间又常常反映不同的时代特征,如M237的盆显然要早于同出的箍口鼎。故而余岗墓地这几座铜器墓的时代很难准确判断,所出锻制枳的时代需要更多地参考年代清晰的枣庄徐楼M1及南阳华鑫苑M124。
[23]汉淮地区以外,长治分水岭M270的时代大致与辉县琉璃阁甲墓相当,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50年前后。伊川洛界M74出有带捉手盖的子口鼎、三足敦和带钩,稍晚于临猗程村M0003,与侯马上马第四期五段的M1026大致相当,而早于上马第四期六段的M4006。上马墓地第五期的M15和M5218,以及传世的赵孟介壶、太原金胜M251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490~470年间,而伊川洛界M74的时代只能在此之前,推测稍早于公元前500年。目前周、晋地区.出土的锻制枳尚少,时代大致与汉淮地区的同类器物相当,不排除发现更晚实例的可能。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上马》,文物出版社,1994年。
[24]此类铸制识的分布范围非常广,如山东临淄高阳村、滕州庄里西、河北唐县钓鱼台1966M、北京延庆玉皇庙、甘肃礼县圆顶山98M1均出土过类似器物,但以新郑、洛阳及侯马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最为多见。
[25]郑地的实例如春秋中期的新郑兴弘花园M42、M121枳,春秋中晚期之交的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及尉氏河东村,兼出平底和四足枳。春秋晚期的实例很多,如新郑铁岭M458、郑韩路M 6枳等,最晚的如新禹公路M 2、M13枳已属战国早期。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韩故城兴弘花园与热电厂墓地》,文物出版社,2007年;河南博物院等:《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年;郑州市博物馆:《尉氏县出土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铁岭墓地M458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新郑市郑韩路6号春秋墓》,《文物》2005年第8期;赵清等:《河南新郑新禹公路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占》1994年第5期。
[261晋地的实例如春秋中期后段的山西乡宁嘉父山M4枳,春秋晚期的长治分水岭M269、临猗程村M0003及新绛宋村1982年采集的枳,形制最晚的为新绛南马2011M枳,已出现圈足。南马2011M的时代与侯马上马M15相当,推测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00年上下。见嘉父山考古队:《嘉父山墓地发掘收获》,《文物世界》200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临猗程村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晓毅等:《新绛南马墓地出土四件青铜器》,《文物世界》2013年第5期。
[27]楚地最晚的实例为当阳曹家岗M5附葬坑所出的识,时代稍晚于淅川下寺M10,而接近下寺M11。楚地时代更晚的枳,如江陵九店M19及平顶山应国M10的“枳”,尺寸显著大于春秋中晚期的枳,视作蔡坡M4及余岗M289盒的同类器较为合适,或径称为平底敦,应国M10两件“枳”出土时还是上下相合状,更是敦、盒类粢盛器的特征。汉淮地区的铸制兽耳枳还散见于襄阳山湾及麻城李家湾墓地,但没有共出的铜器组合。
[28]阚绪杭:《钟离君柏墓(上)》,文物出版社,2013年;胡飞等:《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部分青铜器成分及金相分析》,《有色金属》2011年第1期。金相分析文中提及M1:282器物名为“盘”及“青铜制品”,按考古发掘报告中M1:282为流下带鎏的薄壁平底而非盘。笔者推测这件匜因为薄壁,出土时残碎严重,故而名称难以确定。该匜出土时置于三足盘及管流匜之间,其他两件器物均为厚壁,带有铸制纹饰,不会是锻制器物。
[29]徐少华:《蚌埠双墩与凤阳卞庄两座墓葬年代析论》,《文物》2010年第3期。
[30]1981年出土于曲阜鲁故城内林前村M711,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31]李元章:《山东栖霞县松山乡吕家埠西周墓》,《考古》1988年第9期。吕家埠M1所出器物风格接近春秋中期的沂水刘家店子M1,不至早到简报所定的西周晚期。见吴伟华:《山东出土东周铜铆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12年第1期。
[32]王人聪:《新获滕大宰得匜考释》,《文物》1998年第8期。
[33]锻制容器最初出现的地域当大致在襄阳、南阳及淮河上中游乃至泅水流域这一广大区域中,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及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均无法进一步细化产源的认识。毕经纬认为锻制枳产自鄂北地区,由于淮泅流域的枣庄徐楼M1枳与蚌埠双墩M1:2 82匜的时代同样较早,产地未必能够确定在鄂北。见毕经纬:《铜铆研究》,《考古学报》2015年第4期。
[34]张吉、陈建立:《东周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35]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这些盘、匜与郧县乔家院M5、M6盘、匜等经金相分析为锻制的同类器物近乎相同,故推测此类器物都为锻制成型。
[36]郧阳地区博物馆:《湖北郧县肖家河春秋楚墓》,《考古》1998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年第4期;罗武干等:《古麇地出土青铜器合金技术与金相组织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郧县肖家河1990M位于乔家院墓群中,盘为薄壁,但朽蚀严重,器形不明,据同出匜的形制推测盘也为锻制成型。
[3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淅川县徐家岭11号楚墓》,《考古》2008年第5期。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国墓1994年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平顶山应国墓地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
[39]刘煜等:《M54出土青铜器的金相分析》,《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40]张治国等:《甘肃崇信于家湾西周墓出土青铜器的金相和成分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年第1期。文中提及于家湾所出盆形铜器为最早的锻制容器,然而这类盆形铜器普遍带有两至三组用于扣系的冲孔,形制与浚县辛村、房山琉璃河、随州叶家山、平顶山滍阳岭等西周墓地所出盾饧十分相似,视作饧或某种泡饰更为合理。
[41]陈坤龙等:《梁带村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初步检测分析》,《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6期;邵安定等:《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金属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文物》2015年第10期。
[42]陈坤龙等:《陕西宝鸡石鼓山新出西周铜甲的初步科学分析》,《文物》2015年第4期。
[43]张吉:东周曾国青铜容器的合金工艺,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
[44]张吉:《随州文峰塔墓地青铜器工艺与腐蚀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45]李京华:《包山楚墓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初步考察》,《包山楚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
[46]湖北省文物考占研究所等:《襄阳陈坡》,科学出版社,2013年;孟祥伟等:《湖北襄阳陈坡M10出土金属器的初步科学分析》,《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
[2]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阳市余岗墓地春秋墓葬》,《考古》,2018年第1期。
[3]王先福:《襄樊余岗墓地楚式青铜礼器分期研究》,《江汉考古》2010年第3期;陈官涛等:《襄阳余岗出土部分文物检测报告》,《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
[4]这类器物在本文所引的资料中分别称为铆或舟,汉淮间所出器物自铭从金或从角、“只”声,李学勤认为读作“枳”较为合适,并引申为“卮”。但这类器物与东周秦汉时期流行的樽形卮有较大差异,若径称为卮亦有不便。由于定名尚有争议,本文暂从器物自铭称为“枳”。周亚:《伯游父诸器刍议》,《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0期,2005年;李学勤:《释东周器名巵及有关文字》,见《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
[5]w(Sn')=w(Sn)/w(Sn)+w(Cu)×100%
[6]余岗墓地所出青铜容器的Pb含量多不超过10%,成分分布集中,这与已报道的当阳赵家湖、淅川下寺、郧县乔家院、南阳彭氏等楚地青铜容器的成分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应源自样品测试方法的不同,并且很可能与样品的锈蚀程度有关。当样品锈蚀发生锈蚀时,Cu与Pb均会迁移、流失或在局部沉积,导致成分发生显著变化。当利用青铜器成分数据时,需要同时关注仪器的分析精密度和样品的锈蚀程度,并结合显微金相结果进行研究讨论。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8]陈振裕等:《襄阳山湾五座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9]秦颍等:《湖北及安徽出土东周至秦汉时期热锻青铜容器的科学分析》,《文物》2015年第7期。
[10]David Scott.Copper and bronze in art-corrosion,colorant and conservation,Getty Publication,2002:83.F.Kohler,et al.Application of single pan thermal analysis to Cu-Sn peritectic alloys.Acta Materialia,2008(56):15 19-1528.
[11]同[8]。
[12]叶小燕:《东周刻纹铜器》,《考古》1983年第2期;何堂坤:《刻纹铜器科学分析》,《考古》1993年第5期。
[13]孙淑云:《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铜器的分析研究》,《考古》2009年第2期。
[14]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5]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出土的东周青铜器》,《江汉考古》1988年第1期。
[16]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南阳市华鑫苑小区M124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年第3期。
[17]欧潭生等:《河南潢川县发现黄国和蔡国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赵新来:《潢川县出土蔡国器补正》,《文物》1981年第1 1期。
[18]尹秀娇等:《山东枣庄徐楼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期;李学勤:《枣庄徐楼村宋公鼎与费国》,《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
[19]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等:《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洛界)高速公路伊川段LJYM74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6期。此外湖北云梦睡虎地M 9也出有一件形制相同的枳,该墓为秦代墓,其年代与其他出锻制枳的春秋中晚期墓相去甚远,墓中铜枳应为早期器物遗留。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20]徐楼M1出有带“宋公固”铭文的一组媵器,应作于宋共公时(公元前588至前576年);M1其他铜器当为墓主出嫁后所作,时代更晚于媵器,据此推测徐楼M1枳的时代上限大致在公元前580年。
[21]冯峰:《郧县乔家院春秋墓初识》,《南方文物》2009年第4期。文中认为乔家院M4的时代介于淅川下寺M36与M2之间,甚确。
[22]余岗M279与M241两墓并列,可能是夫妻并穴合葬墓,时代应相去不远。M279鼎足较短,三足稍向内聚,与渐川下寺M36鼎相似;M241鼎足细长,足尖稍向外撇,与淅川下寺M1的箍口鼎更为接近;M279与M241的盏,形制与南阳华鑫苑M124所出盏几乎一样。故而两座墓的时代很可能在下寺M36至M2前后。但余岗墓地铜器组合简单,大多为一鼎墓,同出盏、敦时,器物间又常常反映不同的时代特征,如M237的盆显然要早于同出的箍口鼎。故而余岗墓地这几座铜器墓的时代很难准确判断,所出锻制枳的时代需要更多地参考年代清晰的枣庄徐楼M1及南阳华鑫苑M124。
[23]汉淮地区以外,长治分水岭M270的时代大致与辉县琉璃阁甲墓相当,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50年前后。伊川洛界M74出有带捉手盖的子口鼎、三足敦和带钩,稍晚于临猗程村M0003,与侯马上马第四期五段的M1026大致相当,而早于上马第四期六段的M4006。上马墓地第五期的M15和M5218,以及传世的赵孟介壶、太原金胜M251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490~470年间,而伊川洛界M74的时代只能在此之前,推测稍早于公元前500年。目前周、晋地区.出土的锻制枳尚少,时代大致与汉淮地区的同类器物相当,不排除发现更晚实例的可能。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上马》,文物出版社,1994年。
[24]此类铸制识的分布范围非常广,如山东临淄高阳村、滕州庄里西、河北唐县钓鱼台1966M、北京延庆玉皇庙、甘肃礼县圆顶山98M1均出土过类似器物,但以新郑、洛阳及侯马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最为多见。
[25]郑地的实例如春秋中期的新郑兴弘花园M42、M121枳,春秋中晚期之交的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及尉氏河东村,兼出平底和四足枳。春秋晚期的实例很多,如新郑铁岭M458、郑韩路M 6枳等,最晚的如新禹公路M 2、M13枳已属战国早期。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韩故城兴弘花园与热电厂墓地》,文物出版社,2007年;河南博物院等:《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年;郑州市博物馆:《尉氏县出土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铁岭墓地M458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新郑市郑韩路6号春秋墓》,《文物》2005年第8期;赵清等:《河南新郑新禹公路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占》1994年第5期。
[261晋地的实例如春秋中期后段的山西乡宁嘉父山M4枳,春秋晚期的长治分水岭M269、临猗程村M0003及新绛宋村1982年采集的枳,形制最晚的为新绛南马2011M枳,已出现圈足。南马2011M的时代与侯马上马M15相当,推测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00年上下。见嘉父山考古队:《嘉父山墓地发掘收获》,《文物世界》200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临猗程村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晓毅等:《新绛南马墓地出土四件青铜器》,《文物世界》2013年第5期。
[27]楚地最晚的实例为当阳曹家岗M5附葬坑所出的识,时代稍晚于淅川下寺M10,而接近下寺M11。楚地时代更晚的枳,如江陵九店M19及平顶山应国M10的“枳”,尺寸显著大于春秋中晚期的枳,视作蔡坡M4及余岗M289盒的同类器较为合适,或径称为平底敦,应国M10两件“枳”出土时还是上下相合状,更是敦、盒类粢盛器的特征。汉淮地区的铸制兽耳枳还散见于襄阳山湾及麻城李家湾墓地,但没有共出的铜器组合。
[28]阚绪杭:《钟离君柏墓(上)》,文物出版社,2013年;胡飞等:《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部分青铜器成分及金相分析》,《有色金属》2011年第1期。金相分析文中提及M1:282器物名为“盘”及“青铜制品”,按考古发掘报告中M1:282为流下带鎏的薄壁平底而非盘。笔者推测这件匜因为薄壁,出土时残碎严重,故而名称难以确定。该匜出土时置于三足盘及管流匜之间,其他两件器物均为厚壁,带有铸制纹饰,不会是锻制器物。
[29]徐少华:《蚌埠双墩与凤阳卞庄两座墓葬年代析论》,《文物》2010年第3期。
[30]1981年出土于曲阜鲁故城内林前村M711,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31]李元章:《山东栖霞县松山乡吕家埠西周墓》,《考古》1988年第9期。吕家埠M1所出器物风格接近春秋中期的沂水刘家店子M1,不至早到简报所定的西周晚期。见吴伟华:《山东出土东周铜铆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12年第1期。
[32]王人聪:《新获滕大宰得匜考释》,《文物》1998年第8期。
[33]锻制容器最初出现的地域当大致在襄阳、南阳及淮河上中游乃至泅水流域这一广大区域中,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及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均无法进一步细化产源的认识。毕经纬认为锻制枳产自鄂北地区,由于淮泅流域的枣庄徐楼M1枳与蚌埠双墩M1:2 82匜的时代同样较早,产地未必能够确定在鄂北。见毕经纬:《铜铆研究》,《考古学报》2015年第4期。
[34]张吉、陈建立:《东周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35]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这些盘、匜与郧县乔家院M5、M6盘、匜等经金相分析为锻制的同类器物近乎相同,故推测此类器物都为锻制成型。
[36]郧阳地区博物馆:《湖北郧县肖家河春秋楚墓》,《考古》1998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年第4期;罗武干等:《古麇地出土青铜器合金技术与金相组织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郧县肖家河1990M位于乔家院墓群中,盘为薄壁,但朽蚀严重,器形不明,据同出匜的形制推测盘也为锻制成型。
[3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淅川县徐家岭11号楚墓》,《考古》2008年第5期。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国墓1994年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平顶山应国墓地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
[39]刘煜等:《M54出土青铜器的金相分析》,《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40]张治国等:《甘肃崇信于家湾西周墓出土青铜器的金相和成分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年第1期。文中提及于家湾所出盆形铜器为最早的锻制容器,然而这类盆形铜器普遍带有两至三组用于扣系的冲孔,形制与浚县辛村、房山琉璃河、随州叶家山、平顶山滍阳岭等西周墓地所出盾饧十分相似,视作饧或某种泡饰更为合理。
[41]陈坤龙等:《梁带村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初步检测分析》,《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6期;邵安定等:《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金属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文物》2015年第10期。
[42]陈坤龙等:《陕西宝鸡石鼓山新出西周铜甲的初步科学分析》,《文物》2015年第4期。
[43]张吉:东周曾国青铜容器的合金工艺,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
[44]张吉:《随州文峰塔墓地青铜器工艺与腐蚀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45]李京华:《包山楚墓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初步考察》,《包山楚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
[46]湖北省文物考占研究所等:《襄阳陈坡》,科学出版社,2013年;孟祥伟等:《湖北襄阳陈坡M10出土金属器的初步科学分析》,《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