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过程中的公安协助配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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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监察法授权的不完整性与非对称性,监察机关必须借助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的协助配合,方能充分行使监察职能,履行监察职责。较诸其他执法机关,公安机关的协助配合对于监察职能的有效行使尤为重要。构建科学有效的警监协助机制,在监察法治体系建设中居于基础地位。在规范意义上,构建警监协助机制应基于"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明确协助配合的事项范围,规范协助配合之申请、审批、执行等程序机制,厘定协助配合之管辖、法律适用、人员经费以及责任分配等配套机制。现阶段,鉴于制度供给的阙如,警监协助工作只能通过出台较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予以调试。为长远计,有必要制定监察程序法,修改警察法等相关法律,并出台配套的法律法规,逐步形成权威、高效、完备的监察协助配合机制。
Because of the incompleteness and asymmetry of the authorization by the Supervision Law, supervisory organs can fully exercise their supervisory functions only with the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from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nd other law-enforcing organs. Compared with those from other law enforcement organs,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from public security organs will be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e effective exercise supervisory functions.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security and supervisory organs will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pervision legal system in China. From the normative perspective, China should abide by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and mutual check", clearly define the scope of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standardize the procedures for the application, approval and execution of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and establish such supporting mechanisms as those relating to the jurisdiction, application of the law, personnel, expendi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mechanism. At the current stage, in view of the absence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the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security and supervisory organs can only be regulated by some low-order normative documents. From the long-term point of view,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the Supervisory Procedural Law, modify the Police Law and other related laws, and adopt suppor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so as to gradually develop an authoritative, effective, and complete supervisory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cause of the incompleteness and asymmetry of the authorization by the Supervision Law, supervisory organs can fully exercise their supervisory functions only with the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from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nd other law-enforcing organs. Compared with those from other law enforcement organs,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from public security organs will be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e effective exercise supervisory functions.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security and supervisory organs will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pervision legal system in China. From the normative perspective, China should abide by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and mutual check", clearly define the scope of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standardize the procedures for the application, approval and execution of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and establish such supporting mechanisms as those relating to the jurisdiction, application of the law, personnel, expendi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mechanism. At the current stage, in view of the absence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the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security and supervisory organs can only be regulated by some low-order normative documents. From the long-term point of view,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the Supervisory Procedural Law, modify the Police Law and other related laws, and adopt suppor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so as to gradually develop an authoritative, effective, and complete supervisory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引文
(1)相关论述参见江国华、何盼盼:《中国特色监察法治体系论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马岭:《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焦洪昌、叶远涛:《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翟志勇:《监察委员会与“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等。
(2)参见陈光中、肖沛权:《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新成就和新期待》,《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3期,第3页。
(3)参见江国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取向》,《学术论坛》2017年第3期,第41页。
(4)熊秋红:《监察体制改革中职务犯罪侦查权比较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40页。
(5)在这方面,“通缉”“边控”等措施最具典型意义。根据监察法第29条、第30条之规定,监察机关对于被调查人员享有的仅仅是“通缉”“边控”等决定权,执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
(6)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8页。
(7)监察法中明确规定需要公安机关协助配合的五个条款分别是:第24条提请公安机关协助配合搜查的规定,第29条由公安机关协助发布通缉令的规定,第30条由公安机关执行限制出境措施的规定,第34条关于向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的规定,第43条第3款提请公安机关协助配合采取留置措施的规定。实践中需要公安机关予以协助的事项范围要远超于此。
(8)韩大元、于文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8页。
(9)参见齐小力、陆冬华:《论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3页。
(10)董溯战:《论作为社会保障法基础的社会连带》,《现代法学》2007年第1期,第76页。
(11)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2页。
(12)参见[法]狄骥:《法律与国家》,冷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以下。
(13)湛中乐、郑磊:《分权与合作:社会性规制的一般法律框架重述》,《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71页。
(14)参见前引[11],涂尔干书,第217页以下。
(15)参见汪智汉、宋世明:《我国政府职能精细化管理和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和路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6期,第22页。
(16)参见前引[11],涂尔干书,第109页。
(17)参见关保英:《论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协助》,《江淮论坛》2014年第2期,第109页。
(18)参见萧文生:《国家法I——国家组织篇》,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05页。
(19)徐汉明:《国家监察权的属性探究》,《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
(20)参见陈光中:《〈监察法〉是党规转向国法的重要变化》,《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1期,第32页。
(21)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22)参见[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1页。
(23)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以下。
(24)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30页以下。
(25)王春梅:《警察职业专业化探源——从英美警察的专业化谈起》,《公安学刊》2010年第5期,第100页。
(26)参见冯俊伟:《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程序分离与衔接》,《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61页。
(27)参见胡铭:《技术侦查:模糊授权抑或严格规制——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3条为中心》,《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第42页。
(28)参见詹建红:《理论共识与规则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司法适用》,《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第44页。
(29)这些制式法律文书多由省级监察委员会、省级公安部门联合制作,供本辖区内的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使用。不同省份的制式法律文书有较大差异。
(30)参见纵博:《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证据制度问题探讨》,《法学》2018年第2期,第119页。
(31)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
(32)参见万毅:《解读“技术侦查”与“乔装侦查”——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中心的规范分析》,《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第183页。
(33)孙智慧:《出入境管理法律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34)前引[21],季卫东书,第21页。
(35)监察法第4条第3款是关于监察协助的一般性规定,其具体表述为:“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
(36)王秋杰:《困境与完善:论我国通缉制度》,《法学杂志》2012年第11期,第151页。
(37)参见徐向华、周欣:《我国法律体系形成中法律的配套立法》,《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第158页。
(38)黄学贤、吴志红:《行政协助程序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34页。
(39)See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119-121.
(40)余军、朱新力:《法律责任概念的形式构造》,《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62页。
(2)参见陈光中、肖沛权:《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新成就和新期待》,《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3期,第3页。
(3)参见江国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取向》,《学术论坛》2017年第3期,第41页。
(4)熊秋红:《监察体制改革中职务犯罪侦查权比较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40页。
(5)在这方面,“通缉”“边控”等措施最具典型意义。根据监察法第29条、第30条之规定,监察机关对于被调查人员享有的仅仅是“通缉”“边控”等决定权,执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
(6)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8页。
(7)监察法中明确规定需要公安机关协助配合的五个条款分别是:第24条提请公安机关协助配合搜查的规定,第29条由公安机关协助发布通缉令的规定,第30条由公安机关执行限制出境措施的规定,第34条关于向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的规定,第43条第3款提请公安机关协助配合采取留置措施的规定。实践中需要公安机关予以协助的事项范围要远超于此。
(8)韩大元、于文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8页。
(9)参见齐小力、陆冬华:《论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3页。
(10)董溯战:《论作为社会保障法基础的社会连带》,《现代法学》2007年第1期,第76页。
(11)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2页。
(12)参见[法]狄骥:《法律与国家》,冷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以下。
(13)湛中乐、郑磊:《分权与合作:社会性规制的一般法律框架重述》,《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71页。
(14)参见前引[11],涂尔干书,第217页以下。
(15)参见汪智汉、宋世明:《我国政府职能精细化管理和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和路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6期,第22页。
(16)参见前引[11],涂尔干书,第109页。
(17)参见关保英:《论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协助》,《江淮论坛》2014年第2期,第109页。
(18)参见萧文生:《国家法I——国家组织篇》,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05页。
(19)徐汉明:《国家监察权的属性探究》,《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
(20)参见陈光中:《〈监察法〉是党规转向国法的重要变化》,《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1期,第32页。
(21)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22)参见[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1页。
(23)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以下。
(24)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30页以下。
(25)王春梅:《警察职业专业化探源——从英美警察的专业化谈起》,《公安学刊》2010年第5期,第100页。
(26)参见冯俊伟:《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程序分离与衔接》,《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61页。
(27)参见胡铭:《技术侦查:模糊授权抑或严格规制——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3条为中心》,《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第42页。
(28)参见詹建红:《理论共识与规则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司法适用》,《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第44页。
(29)这些制式法律文书多由省级监察委员会、省级公安部门联合制作,供本辖区内的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使用。不同省份的制式法律文书有较大差异。
(30)参见纵博:《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证据制度问题探讨》,《法学》2018年第2期,第119页。
(31)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
(32)参见万毅:《解读“技术侦查”与“乔装侦查”——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中心的规范分析》,《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第183页。
(33)孙智慧:《出入境管理法律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34)前引[21],季卫东书,第21页。
(35)监察法第4条第3款是关于监察协助的一般性规定,其具体表述为:“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
(36)王秋杰:《困境与完善:论我国通缉制度》,《法学杂志》2012年第11期,第151页。
(37)参见徐向华、周欣:《我国法律体系形成中法律的配套立法》,《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第158页。
(38)黄学贤、吴志红:《行政协助程序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34页。
(39)See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119-121.
(40)余军、朱新力:《法律责任概念的形式构造》,《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