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
摘要
本文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营改增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税负,实现了减税的政策目标;早期试点企业的减税效应显现具有显著滞后性,而后期试点企业的减税效应显现没有显著滞后性。本文认为,营改增分步实施使得早期试点企业的可抵扣增值税链条不完整,导致其减税效应滞后。本文通过稳健性检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并提出了今后税制改革的策略选择和建议。
引文
[1]田志伟,胡怡建.“营改增”对各行业税负影响的动态分析—基于CGE模型的分析[J].财经论丛,2013(4).
[2]倪红福,龚六堂,王茜萌.“营改增”的价格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6(12).
[3]宋丽颖,杨潭,钟飞.营改增后企业税负变化对企业经济行为和绩效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7(12).
[4]曹越,李晶.“营改增”是否降低了流转税税负—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财贸经济,2016(11).
[5]李远慧,罗颖.营改增减税效应研究—以北京为例[J].税务研究,2017(11).
[6]范子英,彭飞.“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7(2).
[7]陈钊,王.“营改增”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6(3).
[8]邓子基,邓力平.税收中性、税收调控与产业政策[J].财政研究,1995(9).
[9]高培勇.“营改增”的功能定位与前行脉络[J].税务研究,2013(7).
[10]刘映春.税收中性原则与我国的税制改革[J].法学杂志,2001(5).
[11]高培勇.中国财税改革4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J].经济研究,2018(3).
[12]刘骏,刘峰.财政集权、政府控制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的证据[J].会计研究,2014(1).
[13]叶康涛,刘行.税收征管、所得税成本与盈余管理[J].管理世界,2011(5).
[14]褚剑,方军雄.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恶化[J].经济研究,2016(5).
[15]李春涛,刘贝贝,周鹏.卖空与信息披露:融券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7(9).
[16]杨志勇.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策略及实施步骤[J].税务研究,2004(5).
[2]倪红福,龚六堂,王茜萌.“营改增”的价格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6(12).
[3]宋丽颖,杨潭,钟飞.营改增后企业税负变化对企业经济行为和绩效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7(12).
[4]曹越,李晶.“营改增”是否降低了流转税税负—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财贸经济,2016(11).
[5]李远慧,罗颖.营改增减税效应研究—以北京为例[J].税务研究,2017(11).
[6]范子英,彭飞.“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7(2).
[7]陈钊,王.“营改增”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6(3).
[8]邓子基,邓力平.税收中性、税收调控与产业政策[J].财政研究,1995(9).
[9]高培勇.“营改增”的功能定位与前行脉络[J].税务研究,2013(7).
[10]刘映春.税收中性原则与我国的税制改革[J].法学杂志,2001(5).
[11]高培勇.中国财税改革4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J].经济研究,2018(3).
[12]刘骏,刘峰.财政集权、政府控制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的证据[J].会计研究,2014(1).
[13]叶康涛,刘行.税收征管、所得税成本与盈余管理[J].管理世界,2011(5).
[14]褚剑,方军雄.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恶化[J].经济研究,2016(5).
[15]李春涛,刘贝贝,周鹏.卖空与信息披露:融券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7(9).
[16]杨志勇.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策略及实施步骤[J].税务研究,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