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与高丽边界视域下的渤海移民
摘要
在辽与高丽边界的形成与发展中,渤海移民的作用往往被忽略。文章选取辽与高丽边界视域下的渤海移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三支渤海移民迁徙后鸭绿江流域地区形势的变化,并分析其对辽丽边界纠纷生成的诱发作用。在辽丽战争及日后的边界防御体系建设中,渤海移民大多站在了辽的一边,为其边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引文
(1)本文“渤海移民”,指的是926-1125年从渤海灭亡到辽朝灭亡之间,被强制或自主迁徙到辽东及辽内地、朝鲜半岛、中原及鸭绿江流域等地区的渤海国遗民及渤海化程度很高的兀惹部人。
(2)本文中的辽丽边界,主要指辽与高丽边界的西部---即沿鸭绿江一线的边界地区,此段边界地区有大量的渤海移民居住。
(3)杨保隆:《辽代渤海人的逃亡与迁徙》,《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4)杨雨舒:《东丹南迁刍议》,《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
(5)《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
(1)康鹏:《东丹国废罢时间新探》,《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2)《辽史·耶律觌烈传》记载其担任南京留守的时间为天显二年,而当时东丹国南京尚未建立,故为《辽史》之衍文,刘浦江根据《册府元龟》中长兴二年(辽天显五年)“东丹王堂兄京尹污整”的记载,认为“京尹”即“南京留守”,“污整”即“觌烈”,并以此断定南京留守的时间为天显五年。参见刘浦江:《辽代的渤海移民---以东丹国和定安国为中心》,《文史》2003年第1辑。笔者认为其说法前半部分颇为合理,但是南京留守的设置时间值得推敲。辽设立东丹国的南京留守,要有其设置的需求,而辽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即东丹国南京的设立及渤海人的南迁,南京留守这一官职恰恰是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而设置的,故其设置的时间应该在天显三年即南京设立后为宜。
(3)根据《册府元龟》:“长兴二年(辽天显五年)五月癸亥,青州上言:有百姓过海北樵采,附得东丹王堂兄京尹污整书,问慕华行止,欲修贡也。闰五月,青州进呈东丹国首领耶律羽之书二封。”根据刘浦江考证,“京尹污整”即南京留守耶律觌烈,而从史料上看,其询问东丹国王耶律倍的去向,并提出“修贡”的请求,可见“南京留守”这一职官在东丹国的地位很高。第二个月,东丹国中台省右次相耶律羽之递交书信两封,推测仍是希望与耶律倍取得联系。可见南京留守耶律觌烈的地位与耶律羽之大致相同,都处在东丹国的核心管理地位,故可以与东丹国王耶律倍进行联络。
(4)魏国忠:《渤海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78页。
(5)蒋金玲:《辽代渤海移民的治理和归属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6)津田左右吉:《渤海史考》,陈清泉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50页。
(7)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7页。
(8)赵永春:《辽金时期的黄龙府》,《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9)杨雨舒:《东丹南迁刍议》,《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
(10)《辽史》卷38《地理志二》。
(11)康鹏:《辽代五京体制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2)杨树森:《辽史简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87页。
(13)《辽史》卷5《世宗纪》。
(14)《辽史》卷7《穆宗本纪下》。
(1)《辽史》卷4《太宗纪下》。
(2)孙进己:《女真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57-58页。
(3)刘子敏、金宪淑:《辽代鸭绿江女真的分布》,《东疆学刊》1998年第1期。
(4)《辽史》卷4《太宗纪下》。
(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2《太祖世家二》,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2页a。
(6)程妮娜:《女真与北宋的朝贡关系研究》,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7)《宋史》卷487《高丽传》。
(8)《宋史》卷487《高丽传》。
(9)《辽史》卷1《太祖纪上》。
(10)此结论参照《高丽史》《高丽史节要》《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地图》《三千里江山回顾》及《高丽外交史》《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等材料综合考量而成。
(11)郑麟趾等:《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25页a。
(12)郑麟趾等:《高丽史》卷2《太祖世家二》,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14页a。
(13)武玉环:《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4)宋連玉、曺昌淳『韓国の歷史』、大槻健、君岛和彦、申奎燮訳、東京:明石書店,2001、129頁。
(1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81《兵志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页b。
(1)李丙焘:《韩国史大观》,许宇成译,台北:正中书局,1962年,第152页。
(2)郑麟趾等:《高丽史》卷2《景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4页a。
(3)苗威:《定安国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
(4)卢启铉:《高丽外交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3《成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6页a。
(6)《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7)武玉环:《论辽圣宗的改革》,《史学集刊》1987年第2期。
(8)洪皓:《松漠纪闻》,载李封田主编:《长白丛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9)《辽史》卷17《圣宗纪八》。
(10)王善军:《渤海世家大族考述》,《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11)《辽史》卷10《圣宗纪一》。
(12)赵永春、玄花:《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
(13)陈述:《全辽文》卷5《星命总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7页。
(14)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第70页。
(15)《辽史》卷11《圣宗纪二》。
(16)曹中屏:《高丽与辽王朝的领土争端与三十年战争》,载《韩国研究》第10辑,杭州: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2010年。
(1)赵永春、玄花:《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
(2)《辽史》卷13《圣宗纪四》。
(3)关于第一次辽丽战争中有高丽水军登陆辰州之事,将在后文中有详细考证。
(4)向南:《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47页。
(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94《徐熙传》,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页b。
(6)《辽史》卷13《圣宗纪四》。
(7)《辽史》卷88《萧恒德传》。
(8)苗威:《定安国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95页。
(10)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
(11)郑麟趾等:《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6页a。
(12)《辽史》卷115《高丽传》。
(13)郑麟趾等:《高丽史》卷94《杨规传》,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18页b。
(14)郑麟趾等:《高丽史》卷94《智蔡文传》,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22页a。
(15)《辽史》卷115《高丽传》。
(16)徐居正:《东国通鉴》卷15《显宗世家一》,朝鲜光文会影印版,1911年,第14页。
(17)叶隆礼、贾敬颜等点校:《契丹国志》卷26《诸蕃国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9页。
(18)杨保隆:《辽代渤海人的逃亡和迁徙》,《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19)《辽史》卷34《兵卫志上》。
(1)《辽史》卷16《圣宗纪七》。
(2)《辽史》卷87《夏行美传》。
(3)郑麟趾等:《高丽史》卷5《德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20页b。
(4)《辽史》卷46《百官志二》。
(5)《辽史》卷16《圣宗纪七》。
(6)《辽史》卷16《圣宗纪七》。
(7)《辽史》卷15《圣宗纪六》。
(8)卢启铉:《高丽外交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8-159页。
(9)武玉环:《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0)徐居正:《东国通鉴》卷14《高丽纪成宗世家》,朝鲜光文会影印版,1911年,第30-31页。
(11)徐居正:《东国通鉴》卷14《高丽纪成宗世家》,朝鲜光文会影印版,1911年,第30-31页。
(12)根据《辽史》记载,来远城建于统和九年,而《耶律元宁墓志》却记载其于统和十年的第一次辽丽战争之后主持修建来远城,故学者对来远城的修建时间多有争议(张修桂在《〈辽史·地理志〉汇释》中认为是统和二十年)。笔者认为,来远城作为鸭绿江边重要的防御军城,应该有一个不断增建的过程。根据《辽史·营卫志》记载,来远城在建立之初,拥有八个营(城),共三千六百余人。而再看《高丽史》记载,来远城被金军攻击,并损失三个营及大量战船之后,辽守将仍率领剩余的“官民载船一百四十艘出泊江头”,可见辽末来远城经过扩建,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了,军民数量远不止建立之初的数量。可知,来远城在辽朝鸭绿江防御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其经过反复扩建而成,统和二十九年,辽圣宗亲征高丽失败,返回国内之时,“皇后及皇弟楚国王隆祐迎于来远城”,此时来远城应该也经历了一定的修葺工作。而《耶律元宁墓志》记载的“因是□□□之□建来远城,留公主之”,应该是第一次辽丽战争之后,对来远城的一次扩建工作。
(13)《辽史》卷38《地理志二》。
(1)《辽史》卷38《地理志二》。
(2)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3)赵永春、玄花:《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
(4)《辽史》卷87《耶律蒲古传》。
(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81《兵志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5页a。
(6)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朝鲜考古学概要》,李云铎译,哈尔滨:黑龙江省文化局印刷厂,1983年,第265页。
(7)杨昭全:《中朝边界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14-115页。
(8)《辽史》卷46《百官志二》。
(9)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
(10)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3页。
(11)任鸿魁:《丹东史迹》,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89-195页。
(12)曹汛:《叆河尖古城和汉安平瓦当》,《考古》1980年第6期。
(13)李龙彬、华玉冰等:《辽宁丹东凤凰山山城首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3月23日,第2版。
(14)任鸿魁:《丹东史迹》,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15)任鸿魁:《丹东史迹》,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16)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100-105页。
(17)王淑兰:《历史地理视角下的辽代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魏存成:《朝鲜境内发现的高句丽山城》,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2)《辽史》卷46《百官志二》。
(3)郑麟趾等:《高丽史》卷8《文宗世家二》,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5页a。
(4)任鸿魁:《丹东史迹》,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94《王可道传》,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5页b。
(6)郑麟趾等:《高丽史》卷7《文宗世家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29页b。
(7)郑麟趾等:《高丽史》卷10《宣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17页b。
(8)郑麟趾等:《高丽史》卷6《靖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页a。
(9)郑麟趾等:《高丽史》卷7《文宗世家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3页b。
(10)郑麟趾等:《高丽史》卷6《靖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12页b。
(11)《辽史》卷87《萧蒲奴传》。
(12)《辽史》卷93《耶律铎轸传》。
(13)武玉梅、张国庆:《辽朝军、兵种考探》,《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1期。
(14)《辽史》卷46《百官志二》。
(15)魏国忠等:《渤海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16)《旧唐书》卷199《渤海传》。
(1)田玉娥、刘舜强:《从“和同开珎”钱谈渤海与日本的经济往来》,《中原文物》2012年第1期。
(2)西兰季耶夫:《8-13世纪俄罗斯远东南部的渤海人和女真人的海路和锚地》,王德厚译,载杨志军:《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2006年。
(3)《辽史》卷17《圣宗纪八》。
(4)郑麟趾等:《高丽史》卷5《显宗世家二》,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15页。
(5)刘子敏、金宪淑:《辽代鸭绿江女真的分布》,《东疆学刊》1998年第1期。
(6)《宋史》卷487《高丽传》。
(7)李强:《金太祖阿骨打的完颜家族》,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8)张博泉:《金史论稿》,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9)叶隆礼著、贾敬颜等校:《契丹国志》卷22《四至邻国地里远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2页。
(10)程妮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
(11)《辽史》卷45《百官志一》。
(2)本文中的辽丽边界,主要指辽与高丽边界的西部---即沿鸭绿江一线的边界地区,此段边界地区有大量的渤海移民居住。
(3)杨保隆:《辽代渤海人的逃亡与迁徙》,《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4)杨雨舒:《东丹南迁刍议》,《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
(5)《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
(1)康鹏:《东丹国废罢时间新探》,《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2)《辽史·耶律觌烈传》记载其担任南京留守的时间为天显二年,而当时东丹国南京尚未建立,故为《辽史》之衍文,刘浦江根据《册府元龟》中长兴二年(辽天显五年)“东丹王堂兄京尹污整”的记载,认为“京尹”即“南京留守”,“污整”即“觌烈”,并以此断定南京留守的时间为天显五年。参见刘浦江:《辽代的渤海移民---以东丹国和定安国为中心》,《文史》2003年第1辑。笔者认为其说法前半部分颇为合理,但是南京留守的设置时间值得推敲。辽设立东丹国的南京留守,要有其设置的需求,而辽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即东丹国南京的设立及渤海人的南迁,南京留守这一官职恰恰是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而设置的,故其设置的时间应该在天显三年即南京设立后为宜。
(3)根据《册府元龟》:“长兴二年(辽天显五年)五月癸亥,青州上言:有百姓过海北樵采,附得东丹王堂兄京尹污整书,问慕华行止,欲修贡也。闰五月,青州进呈东丹国首领耶律羽之书二封。”根据刘浦江考证,“京尹污整”即南京留守耶律觌烈,而从史料上看,其询问东丹国王耶律倍的去向,并提出“修贡”的请求,可见“南京留守”这一职官在东丹国的地位很高。第二个月,东丹国中台省右次相耶律羽之递交书信两封,推测仍是希望与耶律倍取得联系。可见南京留守耶律觌烈的地位与耶律羽之大致相同,都处在东丹国的核心管理地位,故可以与东丹国王耶律倍进行联络。
(4)魏国忠:《渤海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78页。
(5)蒋金玲:《辽代渤海移民的治理和归属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6)津田左右吉:《渤海史考》,陈清泉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50页。
(7)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7页。
(8)赵永春:《辽金时期的黄龙府》,《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9)杨雨舒:《东丹南迁刍议》,《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
(10)《辽史》卷38《地理志二》。
(11)康鹏:《辽代五京体制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2)杨树森:《辽史简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87页。
(13)《辽史》卷5《世宗纪》。
(14)《辽史》卷7《穆宗本纪下》。
(1)《辽史》卷4《太宗纪下》。
(2)孙进己:《女真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57-58页。
(3)刘子敏、金宪淑:《辽代鸭绿江女真的分布》,《东疆学刊》1998年第1期。
(4)《辽史》卷4《太宗纪下》。
(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2《太祖世家二》,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2页a。
(6)程妮娜:《女真与北宋的朝贡关系研究》,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7)《宋史》卷487《高丽传》。
(8)《宋史》卷487《高丽传》。
(9)《辽史》卷1《太祖纪上》。
(10)此结论参照《高丽史》《高丽史节要》《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地图》《三千里江山回顾》及《高丽外交史》《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等材料综合考量而成。
(11)郑麟趾等:《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25页a。
(12)郑麟趾等:《高丽史》卷2《太祖世家二》,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14页a。
(13)武玉环:《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4)宋連玉、曺昌淳『韓国の歷史』、大槻健、君岛和彦、申奎燮訳、東京:明石書店,2001、129頁。
(1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81《兵志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页b。
(1)李丙焘:《韩国史大观》,许宇成译,台北:正中书局,1962年,第152页。
(2)郑麟趾等:《高丽史》卷2《景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4页a。
(3)苗威:《定安国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
(4)卢启铉:《高丽外交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3《成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6页a。
(6)《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
(7)武玉环:《论辽圣宗的改革》,《史学集刊》1987年第2期。
(8)洪皓:《松漠纪闻》,载李封田主编:《长白丛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9)《辽史》卷17《圣宗纪八》。
(10)王善军:《渤海世家大族考述》,《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11)《辽史》卷10《圣宗纪一》。
(12)赵永春、玄花:《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
(13)陈述:《全辽文》卷5《星命总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7页。
(14)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第70页。
(15)《辽史》卷11《圣宗纪二》。
(16)曹中屏:《高丽与辽王朝的领土争端与三十年战争》,载《韩国研究》第10辑,杭州: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2010年。
(1)赵永春、玄花:《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
(2)《辽史》卷13《圣宗纪四》。
(3)关于第一次辽丽战争中有高丽水军登陆辰州之事,将在后文中有详细考证。
(4)向南:《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47页。
(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94《徐熙传》,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页b。
(6)《辽史》卷13《圣宗纪四》。
(7)《辽史》卷88《萧恒德传》。
(8)苗威:《定安国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95页。
(10)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
(11)郑麟趾等:《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6页a。
(12)《辽史》卷115《高丽传》。
(13)郑麟趾等:《高丽史》卷94《杨规传》,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18页b。
(14)郑麟趾等:《高丽史》卷94《智蔡文传》,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22页a。
(15)《辽史》卷115《高丽传》。
(16)徐居正:《东国通鉴》卷15《显宗世家一》,朝鲜光文会影印版,1911年,第14页。
(17)叶隆礼、贾敬颜等点校:《契丹国志》卷26《诸蕃国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9页。
(18)杨保隆:《辽代渤海人的逃亡和迁徙》,《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19)《辽史》卷34《兵卫志上》。
(1)《辽史》卷16《圣宗纪七》。
(2)《辽史》卷87《夏行美传》。
(3)郑麟趾等:《高丽史》卷5《德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20页b。
(4)《辽史》卷46《百官志二》。
(5)《辽史》卷16《圣宗纪七》。
(6)《辽史》卷16《圣宗纪七》。
(7)《辽史》卷15《圣宗纪六》。
(8)卢启铉:《高丽外交史》,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8-159页。
(9)武玉环:《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0)徐居正:《东国通鉴》卷14《高丽纪成宗世家》,朝鲜光文会影印版,1911年,第30-31页。
(11)徐居正:《东国通鉴》卷14《高丽纪成宗世家》,朝鲜光文会影印版,1911年,第30-31页。
(12)根据《辽史》记载,来远城建于统和九年,而《耶律元宁墓志》却记载其于统和十年的第一次辽丽战争之后主持修建来远城,故学者对来远城的修建时间多有争议(张修桂在《〈辽史·地理志〉汇释》中认为是统和二十年)。笔者认为,来远城作为鸭绿江边重要的防御军城,应该有一个不断增建的过程。根据《辽史·营卫志》记载,来远城在建立之初,拥有八个营(城),共三千六百余人。而再看《高丽史》记载,来远城被金军攻击,并损失三个营及大量战船之后,辽守将仍率领剩余的“官民载船一百四十艘出泊江头”,可见辽末来远城经过扩建,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了,军民数量远不止建立之初的数量。可知,来远城在辽朝鸭绿江防御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其经过反复扩建而成,统和二十九年,辽圣宗亲征高丽失败,返回国内之时,“皇后及皇弟楚国王隆祐迎于来远城”,此时来远城应该也经历了一定的修葺工作。而《耶律元宁墓志》记载的“因是□□□之□建来远城,留公主之”,应该是第一次辽丽战争之后,对来远城的一次扩建工作。
(13)《辽史》卷38《地理志二》。
(1)《辽史》卷38《地理志二》。
(2)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3)赵永春、玄花:《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
(4)《辽史》卷87《耶律蒲古传》。
(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81《兵志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5页a。
(6)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朝鲜考古学概要》,李云铎译,哈尔滨:黑龙江省文化局印刷厂,1983年,第265页。
(7)杨昭全:《中朝边界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14-115页。
(8)《辽史》卷46《百官志二》。
(9)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
(10)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3页。
(11)任鸿魁:《丹东史迹》,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89-195页。
(12)曹汛:《叆河尖古城和汉安平瓦当》,《考古》1980年第6期。
(13)李龙彬、华玉冰等:《辽宁丹东凤凰山山城首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3月23日,第2版。
(14)任鸿魁:《丹东史迹》,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15)任鸿魁:《丹东史迹》,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16)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100-105页。
(17)王淑兰:《历史地理视角下的辽代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魏存成:《朝鲜境内发现的高句丽山城》,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2)《辽史》卷46《百官志二》。
(3)郑麟趾等:《高丽史》卷8《文宗世家二》,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5页a。
(4)任鸿魁:《丹东史迹》,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5)郑麟趾等:《高丽史》卷94《王可道传》,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5页b。
(6)郑麟趾等:《高丽史》卷7《文宗世家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29页b。
(7)郑麟趾等:《高丽史》卷10《宣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17页b。
(8)郑麟趾等:《高丽史》卷6《靖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页a。
(9)郑麟趾等:《高丽史》卷7《文宗世家一》,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33页b。
(10)郑麟趾等:《高丽史》卷6《靖宗世家》,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12页b。
(11)《辽史》卷87《萧蒲奴传》。
(12)《辽史》卷93《耶律铎轸传》。
(13)武玉梅、张国庆:《辽朝军、兵种考探》,《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1期。
(14)《辽史》卷46《百官志二》。
(15)魏国忠等:《渤海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16)《旧唐书》卷199《渤海传》。
(1)田玉娥、刘舜强:《从“和同开珎”钱谈渤海与日本的经济往来》,《中原文物》2012年第1期。
(2)西兰季耶夫:《8-13世纪俄罗斯远东南部的渤海人和女真人的海路和锚地》,王德厚译,载杨志军:《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2006年。
(3)《辽史》卷17《圣宗纪八》。
(4)郑麟趾等:《高丽史》卷5《显宗世家二》,汉城: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15页。
(5)刘子敏、金宪淑:《辽代鸭绿江女真的分布》,《东疆学刊》1998年第1期。
(6)《宋史》卷487《高丽传》。
(7)李强:《金太祖阿骨打的完颜家族》,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8)张博泉:《金史论稿》,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9)叶隆礼著、贾敬颜等校:《契丹国志》卷22《四至邻国地里远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2页。
(10)程妮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
(11)《辽史》卷45《百官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