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危机与重构
详细信息    本馆镜像全文|  推荐本文 |  |   获取CNKI官网全文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唐帝国在安史之乱这场危机爆发后,于内地普设藩镇这种行为背后的政治动因,并尝试着去揭示处在一个藩镇时代的唐帝国,是如何通过重构藩镇的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来应对由藩镇所带来的紧张危机并重新树立其统治力的。文章首先将对安史之乱这场改变帝国政治走势的重大事件及相关事件进行一次较为细致的梳理。其次将对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与帝国的新政治对抗,以及帝国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艰辛而又成功的政治努力进行一番探究。再次,我们将对帝国在成功化解了朝藩矛盾后的控制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并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对唐帝国地缘结构与社会结构发展的总体趋势提供一些看法。研究以为,唐帝国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由原边境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这些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安史之乱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体现,也提供给了帝国一个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到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但是在旧有势力清除的同时,藩镇内部的新兴地方势力却在迅速崛起,并将在此后成为主导藩镇走势的决定力量。而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也见证了帝国社会阶层的重要变化。
This thesis aims at the crisis and renewal of the Tang dynasty after An Lu-shan's rebellion. The crisis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from the military cliques in the north peripheral region. An Lu-shan's rebellion was just the obvious representation of this crisis. After An Lu-shan's rebellion, the powerful new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 emerged, which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symbol of the decline of the Tang political authority. However, I think the provinces'emergence witnessed the effort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from the military cliques and to renew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by the Tang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effort which was to eliminate the old military cliques from the north peripheral region was very successful. At the end of the Xianzong era, the crisis was almost over. However, when the old military cliques exited, the new local cliques rose. They finally replaced the former and became the new host of the provinces. This thesis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collapse process of these military cliques. By choosing some important incidents about provinces from the four important regions, Henan, Guanzhong, Hepei and Yangtse-Huai regin, and placing these incidents in a broad context of the lat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y polities,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vinces and the court and the provincial power structure were changing radically during the lat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y. At the same time, two important trends appeared clearly. One is the increasing contact and depende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regions coupled with the centralization. The other is the rise of the local force coupled with the centralization as well. And they were just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引文
①[美]李峰著,徐峰译,汤惠生校：《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
    事实上还应该包括藩镇与藩镇间的关系,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常常内化在朝藩关系研究之中。
    ②如：齐勇锋《唐中叶的削藩措置及其作用》,《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陈文和、林立平《试论唐后期南方相对稳定的原因》,《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
    ③如：黄新亚《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樊文礼《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刘太祥《试论唐德宗施政方略》,《南都学坛》1991年第3期；李怀生《唐德宗削藩战争的策略浅析》,收入《祝贺胡如雷教授七十寿辰中国古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伍伯常《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藩镇战略格局的形成》,《东吴历史学报》第六期,2000年；Charles Peterson(彼得森),‘'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 Emperor Hsi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 Arthur F. Wright(芮沃寿)and Denis Twitchett(杜希德)(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方积六《略论唐宪宗平定藩镇割据的历史意义》,《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三辑；李焕青《唐宪宗朝藩镇政策初探》,《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王朝中《李绛藩镇对策》,收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郑学檬《“元和中兴”之后的思考》,收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杨西云《唐中后期中央对藩镇的斗争政策——从元和用兵到长庆销兵》,《历史教学》1996年第7期等。
    ④如：樊文礼《从宋初的改革措施看唐末五代藩镇的割据统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李昌宪《五代销藩制置初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齐勇锋《五代藩镇兵制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河北学刊》1993年第4期；易图强《五代朝廷军事上削藩制置》,《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同氏《五代朝廷行政上削藩制置》,《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等。 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
    ①如：王寿南《唐末变乱之分析》,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下册)),台北,1989年；王赛时《唐代中后期的军乱》,《中国史研究》1989第3期；何灿浩《唐末地方动乱的新特点》,收入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易图强《五代藩镇动乱特征分析》,《历史教学》1994年第2期等。
    ②如：[日]曾我部静雄《关于中国军队的编制名称——都与指挥》,收入《福井博士颂寿纪念东洋文化论集》,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69年；[日]渡边孝《关于唐·五代的衙前称谓》,《东洋史论》6,1988；同氏《关于唐·五代藩镇的押衙》(上)(下),《社会文化史学》28、30,1991、1993,同氏《唐藩镇十将考》,《东方学》87,1994；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原载《学术月刊》1989年第9期,后收入氏著《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永兴《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杜文玉《晚唐五代都指挥使考》,《学术界》1995年第1期；刘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贾志刚《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收入《’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黄寿成《唐代的突将》,《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冯金忠《唐代地方武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③此文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
    ④相关研究情况可参见高濑奈津子《第二次大战后的唐代藩镇研究》中的相关介绍,第235—238页。国内方面有关藩镇幕职官的系统研究目前主要有两部,一部是具有史料编纂性质的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后出修订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另一部则是基于制度层面进行综合论述的石云涛的《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⑤如：韩国磐《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原载《历史教学》1958年第8期,后收入氏著《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杨志玖《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原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同氏《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原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两文后均收入氏著《陋室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黄新亚《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辨》,《青海师院学报》1983第2期；刘运承、周殿杰《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魏承思《略论唐五代商人和割据势力的关系》,《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张剑光《唐代藩镇割据与商业》,《文史哲》1997年第4期等。
    ⑥如：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乱为中心》,《史学杂志》66：2,1957； 同氏《唐代后半期的四川——以官僚统治与土豪的出现为中心》,《史学杂志》73：10,1964；栗原益男《关于唐末的土豪地方势力——四川韦君靖的事例》,《历史学研究》243,1960；菊池英夫《节度使权力与所谓土豪层》,《历史教育》14：5,1966；伊藤正彦《唐代后半期的土豪》,《史潮》97,1966；清木场东《唐末·五代土豪集团的解体——吴政权土豪集团的事例》,《鹿大史学》28,1980；伊藤宏明《关于唐末五代时期江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大泽正昭《唐末·五代“土豪”论》,《上智史学》37,1992；同氏《关于唐末·五代的地方权势者》,收入《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念——中国的传统社会与家族》,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等。
    ②比如大泽正昭从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着手,将唐代的藩镇分为分立志向型、权力志向型、统一权力支持型三种(见《唐末的藩镇与中央权力——以德宗·宪宗朝为中心》,《东洋史研究》32：2,1973,第146—147页)。王寿南的分类法与此相似,他将藩镇对中央的态度分为跋扈、叛逆、恭顺三种。张国刚则从藩镇的地理位置与作用出发,将唐代的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四种,其实这仍是基于朝藩关系视角的一种论述(见《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第四章《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此外论述藩镇类型问题的文章如[英]杜希德著,张荣芳译《唐代藩镇势力的各种类型》(《大陆杂志》第66卷第1期,1983年),王援朝《唐代藩镇分类刍议》,(《唐史论丛》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等多是秉持这一视角。
    ③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后出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④有关藩镇个案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在此不——列举,较为详赅的介绍可参见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4页。
    ⑤归义军的研究目前己形成—个专门领域,本文对此不再展开评述。
    ⑥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50页。
    ①于鹤年：《唐五代藩镇解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二十五期,1935年3月8日。
    ②曾瑞龙、赵雨乐：《唐宋军政变革史研究述评》,收入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5页。
    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92《忠义中·张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2《张中丞传后叙》曰：“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6页)《柳宗元集》卷5《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并序》亦曰：“朝廷加赠(南霁云)特进扬州大都督,定功为第一等,与张氏、许氏并立庙睢阳,岁时致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2页)
    ①据[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等记载,张巡守睢阳时“粮尽食人”之事曾遭人非议,但自李翰撰巡传上之,众议乃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页)按李翰《张巡中丞传》今已不传,而《进张巡中丞传表》则收于《全唐文》卷430([清]董浩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②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2页。
    ③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1页。
    ①[英]杜希德编,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53页。
    ②[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①《通鉴》卷217至德元载三月条。
    ②如此前提到的济南太守李随,《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就称“济南太守李随下游奕将訾嗣贤渡河,得博平伪太守马①,据其郡。各有众数千,或至万人,相次于平原,共推公为盟主。”而此时的贺兰进明,据《颜鲁公行状》载,亦是“(颜真卿)以书过河,招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统马步兵五千来助。”
    ③《旧唐书》卷123《第五琦传》。
    ④《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
    ①《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贺兰进明之奏对见《全唐文》卷346《论房馆不堪为宰相对》。
    ②[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8《上皇西巡南京歌·其十》,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41页。
    ③《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④《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
    ②《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新唐书》卷65《方镇表二·青密》称至德元载：“置青密节度使,领北海、高密、东牟、东莱四郡,治北海郡。”
    ③《新唐书》卷192《忠义中·张巡传》。
    ④《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
    ⑤《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三月条。
    ⑥《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七月条。
    ⑦《通鉴》卷219至德二载正月条。
    ①《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月条。
    ②《旧唐书》卷111《张镐传》。
    ③《通鉴》卷220乾元元年五月条。
    ①后来韩愈在评价张许事迹时就言：“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韩昌黎文集校注》卷2,第74页)
    ②[宋]欧阳修著：《集古录跋尾》卷7,收入《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1179页。
    ①[清]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卷6《纪事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4页。
    ②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五册《沁园春·题潮(?睢)阳张许二公庙》,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182—-4183页。
    ③[唐]韦应物著,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卷6《感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6页。
    ①《全唐诗》卷285《过宋州》,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45页。
    ②《旧唐书》卷10《肃宗纪》称：“(三月)乙亥,山南东道、河南、淮南、江南皆置节度使……(五月)壬午,诏：‘近缘狂寇乱常,诸道分置节度,盖总管内征发、文牒往来,仍加采访,转滋烦扰。其诸道先置采访、黜陟二使宜停。’”《唐会要》卷78《诸使中·采访处置使》载此诏文时为“乾元元年四月十一日”([宋]王溥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现据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乾元元年五月壬午日为五月十一日(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7页),故疑《唐会要》“四月”当为“五月”之误。
    ③《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条胡注在论述当时河南地区的节镇划分时就说：“此皆临时分镇,非有一定规模也。”
    ④如宋代学者欧阳修的《新唐书·方镇表》、民国学者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以及当代学者赖青寿的《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复旦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
    ①因此在史料的选择方面,我们将以《旧唐书·肃宗纪》为核心资料,因为这份资料很好地将以上所说的人、地、关系三者的变化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旧书本纪的资料来源是《实录》,其时间又可精确到月、甚至是日,因此其可靠性也有一定的保障。(参见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页。关于《旧唐书·肃宗纪》的史源,可参见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0页。)
    ②豫州要到代宗李豫即位后,因避讳才改为蔡州,故而此时应仍为豫州。
    ③见《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八月条《考异》。
    ①《通鉴》卷220乾元元年二月条。
    ②《全唐文》卷360杜甫《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
    ③《旧唐书》卷10《肃宗纪》。《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三月条略有不同：“丙申,以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
    ④《通鉴》卷221乾元二年条的记载在时间上与旧纪有所不同：“五月壬午,以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节度使。”
    ①《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甲辰条：“置陈、郑、毫节度使,以邓州刺史鲁炅为之。”
    ②《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甲辰条：“以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密等七州节度使。”
    ③《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甲辰条：“以兴平军节度使李奂兼豫、许、汝三州节度使。”
    ④《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五月壬午条。
    ⑤崔光远的改为太子少保,《旧唐书》卷111《崔光远传》称：“肃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
    ⑥参见[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9页。郭子仪在此役后没有受到责罚,应该是与其作为九节度中地位最高的朔方军节度使这一身份有关。
    ①《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十一月条或据《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仆固怀恩传》称“怀恩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误。
    ②赵振华：《唐薛兼训残志考索》,《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7—-490页。
    ③《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十月条。
    ④《新唐书》卷136《李光弼附郝廷玉传》。
    ⑤《旧唐书》卷152《郝廷玉传》。
    ⑥《全唐文》卷342颜真卿《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都督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东道五节度行营事东都留守上柱国赠太保临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铭》。
    ⑦《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十一月条或据《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仆固怀恩传》称“怀恩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误。
    ⑧关于论氏家族的事迹,可参见《全唐文》卷413常衮《授论惟清朔方节度副使制》、卷479吕元膺《骠骑大将军论公(惟贤)神道碑铭并序》、《陆贽集》卷9《唐朝臣振武节度论惟明鄜坊观察使制》([唐]陆贽撰,王素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2—-274页)、《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论弓仁传》等。又《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试太子詹事兼晋州刺史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李公墓志铭并序》中有“时朔方节度副使论公遇公而真之幕下”之语(《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10,第1767页),此处之论公当指弓仁之孙惟贞。据《论惟贤神道碑》载,其祖论弓(躬)仁于高宗朝时以所统部落七千余帐归降唐朝,而《新唐书·论弓仁传》则明言归唐时间为武后圣历二年(699),此处从新传。
    ⑨《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论弓仁附论惟贞传》。
    ⑩《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论弓仁附论惟贞传》。
    11参见宁可《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第52页。
    12《新唐书》卷136《李光弼附张伯仪传》。
    13 《全唐文》卷638李翱《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赠司空柏公神道碑》；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8郭捐之《唐故中散大夫卫尉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魏郡柏公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10页；大中054张台《唐故青州司户参军韦君夫人柏氏墓铭并序》,第1007页。
    14《旧唐书》卷146《李自良传》。
    《旧唐书》卷152《王栖曜传》,《权德舆诗文集》卷16《唐故鄜州伏陆县令赠左散骑常侍王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唐]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52页)。
    ②潘孟阳《祁连郡王李公墓志》,引自《唐方镇年表》卷4《河阳》所引《孟县志》,第358页。
    ③《册府元龟》卷359《将帅部·立功十二》。《旧唐书》卷152《王栖曜传》作“(袁傪)奏栖曜与李长为偏将”,“李长”当为“李长荣”之误。
    ④《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论弓仁附论惟贞传》：“光弼讨史朝义,以惟贞守徐州。”
    ⑤《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十二月条：“(仆固)怀恩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与田神功、辛云京会于下博,进围朝义于莫州,青淄节度使侯希逸继至。”又广德元年正月条：“于是仆固瑒、侯希逸、薛兼训等帅众三万追之,及于归义,与战,朝义败走。”
    ①《通鉴》卷223广德二年二月条。
    ②《通鉴》卷223广德二年七月条。
    ③《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
    ④《通鉴》卷223广德二年八月丙寅条。《新唐书》卷6《代宗纪》同。《旧唐书》卷11《代宗纪》作“八月丁卯,宰臣王缙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淮南、山南东道节度行营事。”时间与都统道名均略有不同。又《新唐书》卷62《宰相表中》广德二年条：“八月丙寅,缙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南、淮西、山南东道行营节度事。”所统诸道名同旧纪。
    ⑤《通鉴》卷223广德二年条、《新唐书》卷62《宰相表中》均载加王缙东都留守时为“八月甲午”,而《旧唐书》卷11《代宗纪》则作“八月癸巳”。
    ⑥《通鉴》卷223永泰元年九月条称“河南郝廷玉”。
    ⑦《新唐书》卷6《代宗纪》。
    ⑧《旧唐书》卷152《郝廷玉传》。
    ⑨《全唐文》卷785穆员《汝州刺史陈公墓志铭》。
    ⑩《旧唐书》卷152《郝廷玉传》。
    11赵振华：《唐薛兼训残志考索》,《唐研究》第九卷,2003年,第477—-490页。《唐刺史考全编》卷142《江南东道·越州》考薛兼训于宝应元年至大历五年任越州刺史、浙东节度使。(郁贤皓著,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04页)按宝应元年薛兼训尚在河南讨伐史朝义,其至早亦要到广德元年归义之战败史朝义后才任职浙东。
    12《全唐文》卷783穆员《鲍防碑》。
    ①《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
    ②关于代宗朝的对藩政策,可参见张国刚《肃代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关系》,收入氏著《唐代藩镇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30页。樊文礼《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③《全唐文》卷338颜真卿《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
    ④《通鉴》卷222宝应元年五月条。 91页)诸文。然而,由于以上有关泽潞辖区沿革的考证均以《新唐书·方镇表》为核心资料,而后者普遍存在大量错误。同时,由于学者在进行泽潞镇的辖区考证时,忽略了当时具体的政治语境,因此导致其考证存在不少错漏之处。而在此基础上考察泽潞军事地位的变化,也就不免会产生某些与事实不符的偏差。
    有关此问题,可以参见本文第四章第一节的相关论述。
    ②《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
    ③《全唐文》卷410常衮《授李忠臣右仆射制》。
    ④《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
    ①宝应元年淮西王仲昇战败,肃宗欲除襄阳节度使来填,遂以瑱为“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蕲、黄、光、沔节度观察”(《旧唐书》卷114《来瑱传》),虽然此举后未实现,但该记载或可说明淮西的治所时在安州。
    ③《全唐文》卷54德宗《宣慰平卢军陷淮西将士敕》。《唐大诏令集》卷116作《贞元元年慰抚平卢军先陷在淮西将士敕》,可见此敕文作于贞元元年,第608页。
    《全唐文》卷394令狐彰《遗表》。
    ②《旧唐书》卷124《令狐彰传》。
    ③《全唐文》卷512李吉甫《请录用令狐通奏》。
    ①《旧唐书》卷11《代宗纪》。
    ②《旧唐书》卷124《令狐彰传》。
    ③《通鉴》卷224大历八年二月条。
    ④《旧唐书》卷131《李勉传》。
    ①《通鉴》卷225大历十一年五月—八月条。
    ②《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田承嗣传》
    ③有关“都虞侯”的基本情况,可参见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收入氏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220—228页；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收入氏著《唐代藩镇研究》,第99—100页。
    ①《旧唐书》卷134《马燧传》。
    ②有关河阳三城镇遏使的发展,可参见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79—-293页。
    ③《通鉴》卷225大历十一年十二月条。
    ④《全唐文》卷616裴垍《郭子仪传论》。
    ⑤《旧唐书》卷132《李芃传》。
    ⑥《旧唐书》卷131《李勉传》。
    ⑦两《唐书·刘玄佐传》皆言,李灵曜据汴州,刘洽将兵乘其无备,径入宋州。《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月条《考异》己驳曰：“按刘昌以宋州牙门将说李僧惠归顺,则是僧惠先已为灵曜守宋州,朝廷因授宋州刺史耳。若僧惠未降,则洽不能得宋州；已降,则不敢取宋州。盖僧惠已为李忠臣所杀,洽因引兵据宋州耳。旧传欲以为洽功,故云然,其实非也。”
    ⑧《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月条。
    《全唐文》卷445王行先《为赵侍郎论兵表》。
    ①《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三月条。
    ②《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
    ③《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
    ④《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
    ⑤《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
    ⑥《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称“永平军旧领汴、宋、滑、毫、陈、颍、泗七州”。《旧唐书》卷132《李芃传》：“永平军节度李勉署奏检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为判官,寻摄陈州刺史。岁中,即值李灵曜反于汴州。”以此来看,陈州在李灵曜之乱前就已经正式归属永平军节度使了。
    《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②《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③《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二月条作“万二千人”。《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则作“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据《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乃诏移京西戎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新唐书》卷156《阳惠元传》同)的记载来看,当以“万二千人”的记载为确。
    ④《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⑤《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
    ⑥《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①《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六月条。
    ②《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③据两《唐书·梁崇义传》、《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八月条等记载,梁崇义起兵之初,曾试图发兵攻江陵。两唐书本传称此举为“通黔、岭”,但更可能地则是为了阻断荆襄道这一帝国中部沟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过据史载,崇义才至四望(指襄州境内的四望山)便大败而归,所以讨伐山南东道的战事其实并未出襄州一境。
    ④《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
    ⑤《新唐书》卷158《张建封传》。
    ⑥据《元和郡县图志》卷9《河南道五·宿州》载：“埇桥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8页)因此李正己的屯兵埇桥就必然迫使汴河受阻。
    ⑦《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4,第712页。
    ⑧《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4,第712页。
    ①《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②参见陈勇、李华锋《关于淮西之役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5—106页。
    ③《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
    ④参见《全唐文》卷680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
    ⑤据《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载,由于徐州之战的胜利,杜佑提出的开辟秦汉故运路的方案最终没有实行。
    ⑥《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建中四年诏伯仪与贾耽、张献甫收安州。伯仪率其锐卒营于城下,令裨将史神福、邓国清御希烈将翟晖,才交锋贼众伪遁,神福等迫贼,伏兵发,官军大失利。”
    ①《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四月条。
    ②《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五月条。
    ③《陆贽集》卷11《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第327—329页。《通鉴》卷228将陆贽的一系列奏议系于建中四年八月条,因此《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可能也上于此时。
    ④《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九月条。
    《全唐文》卷646李绛《论河北三镇及淮西事宜状》。
    ②[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卷25《宪宗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86页。
    ③参见曾代伟《元和削平藩镇淮西述论》,《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陈勇、李华锋《关于淮西之役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诸文。这可能就是裴度说淮西是“腹心之疾,不得不除”(《通鉴》卷239元和十年六月条)的原因。
    ④《新唐书》卷214《藩镇彰义·吴少诚附吴元济传》。
    ⑤《新唐书》卷214《藩镇彰义·吴少诚附吴元济传》。
    ①参见伍伯常《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藩镇战略格局的形成》,《东吴历史学报》第六期,2000年,第1—32页。
    ②《权德舆诗文集》卷47《淮西招讨事宜状》,第743页。
    ③所以在李希烈叛乱结束后,安州刺史一职一直由原江西节度使曹王皋麾下的大将伊慎担任。贞元十五年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侵扰邻州,唐廷遂以伊慎为安黄节度使,后又赐安黄节度为奉义军。直到宪宗即位之初,伊慎入朝,安、黄才隶属鄂岳。
    ①寿州在吴氏节镇淮西时期,经常成为其攻扰的对象。如贞元十四年九月,吴少诚“遣兵掠寿州霍山,杀镇遏使谢详,侵地二十余里,置兵镇守。”(《通鉴》卷235贞元十四年九月条)又吴少阳“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旧唐书》卷145《吴少阳传》)
    ②据《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许州条载,溵州的置废前后有过两次,“建中二年以郾城、临颍,陈州之溵水置溵州。贞元二年州废,县还故属。元和十二年复以郾城、上蔡、西平、遂平置溵州。长庆元年州废,县还隶蔡州,是年,以郾城来属。”
    ③《通鉴》卷240元和十三年正月条。
    ④《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二月条。
    ⑤《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三月条。
    ①《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二月条。
    ①《旧唐书》卷156《韩弘附韩充传》。
    ②《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
    ③《通鉴》卷248大中三年五月条。
    ④《唐语林校证》卷2《政事下》,第103页。
    ⑤刘玄佐是滑州匡城人,起家为永平军牙将,后来成为第一任宣武军节度使。王智兴是怀州温县人,少从徐州军为牙卒,在其被任命为武宁军节度使之前已经在徐州担任军将长达二十余年。
    ⑥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5—286页。
    ①比如上文说的宣武军的韩氏兄弟。又如大中三年(849)五月,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李廓。宣宗以义成节度使卢弘止为武宁节度使,“弘止至镇,都虞候胡庆方复谋作乱,弘止诛之,抚循其余,训以忠义,军府由是获安。”(《通鉴》卷248大中三年五月条)又如咸通三年(862)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温璋,朝廷诏以此前已平定浙东裘甫起义的王式赴镇徐州。王式至镇,“既擐甲执兵,命围骄兵,尽杀之,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通鉴》卷250咸通三年八月条)
    ②比如上引史料所说的田牟镇徐州之事。又比如贞元年间董晋担任宣武军节度使,“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故乱兵粗安。”(《旧唐书》卷145《董晋传》)元和十四年张弘靖代韩弘为宣武节帅,“屡赏以悦军士”,以至“府库虚竭”(《通鉴》卷242长庆二年六月条)。咸通二年(861)杨汉公出任宣武军节度使,其墓志中亦称：“汴州频易主帅,府库空口。公至之日,苦志口壁,阜安军伍。”(《全唐文补遗》第六辑郑薰《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使持节郓州诸军事守郓州刺史充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御史大夫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弘农杨公(汉公)墓志铭并序》,第180页)。
    ①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2001年,第286页。
    ②《全唐文》卷811。
    ③《旧唐书》卷164《王播附王铎传》。
    ④时溥逐支详的时间,《通鉴》卷254、《新唐书》卷9《僖宗纪》作中和元年八月,《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作广明元年(880)九月,《旧唐书》卷182《时溥传》作中和二年(882),现从《通鉴》及新纪的记载。
    两《唐书·朱瑄、朱瑾传》、两《五代史·朱瑄、朱瑾传》。
    ⑥《册府元龟》卷360《将帅部·立功第十三》、《新唐书》卷187《王敬武传》。
    ①参见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64本第1分,第123—131页。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3—-235页。
    ②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5—147页。
    ③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75—176页。
    ①迄今有关朔方军的研究颇多,如吴继芬《唐代朔方军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1986年硕士学位论文；樊文礼《唐朔方节度使略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吉林《唐代的朔方军与神策军》,《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89年2月初版；安彩凤《试论唐代朔方军的历史作用》,《唐都学刊》1998年第2期；同氏《唐代朔方军何以未割据自立》,《人文杂志》1999年第5期等。
    ②见黄利平《唐京西北藩镇述略》,《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
    ③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9页。
    ④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3,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页。
    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83页。
    ②比如黄利平在对每个藩镇的具体论述中,也考察了它们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③参见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72页。
    《通鉴》卷220乾元元年条。
    ②《通鉴》卷220乾元元年九月条。
    ③《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朔方》。不过新书《方镇表》关于肃代之际振武节度置废、领州的记载相当混乱,所以也不免让人怀疑广德二年罢振武节度这一的记载可信性。
    ①《通鉴》卷221上元元年正月条。
    ②《旧唐书》卷10《肃宗纪》。
    ③《新唐书》卷6《肃宗纪》。《旧唐书》卷198《西戎·党项羌传》称：“其在泾、陇州界者,上元元年率其众十余万,诣凤翔节度使崔光远请降。”指的应当就是当年六月崔光远败党项等事。因为《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六月乙丑条亦称：“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奏破泾、陇羌、浑十余万众。”
    ④《旧唐书》卷111《崔光远传》。此处之“奴刺突厥”似不应断开,可参见下引《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奴刺疑为突厥种落。
    《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二月条。
    ①《通鉴》卷221上元元年九月、十一月条。
    ②《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二月条。
    ③《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五月、六月条。
    ④《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卯月条。
    ⑤《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辰月条。
    ⑥《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辰月条。
    ⑦《通鉴》卷222宝应元年五月条。
    ⑧《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
    ①《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河西”无疑指黄河以西,因此我推测此处的“河西党项”当指陕北一带的党项部落。
    ②参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党项传》。
    ③《册府元龟》卷122《帝王部·征讨第二》上元元年九月诏中就有“泾原防御官健二千人,马军五百人、步军一千五百人,以大将军阎英奇充使。”之语,泾、原二州其时已经并称。
    ④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七《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第235页。
    ⑤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80页。
    ①以上有关关中交通干线的讨论,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84、156—-159页。
    ②《通鉴》卷222广德元年四月条。
    ③《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④《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⑤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5页。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①《通鉴》卷224永泰元年闰十月条。
    ②《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③《通鉴》卷224大历三年十一月、十二月条,大历四年六月、九月、十月条。
    ④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94页。
    ①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5页。
    ②《册府元龟》卷367《将帅部·机略第七》。
    ③《通鉴》卷225大历十三年正月条。
    ④《通鉴》卷225大历十三年七月条。
    ⑤《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闰五月条。
    ①参见《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三年条相关记载。
    ②参见两《唐书·吐蕃传》、《通鉴》卷232贞元二年、三年条相关记载。
    ③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3页。
    ①《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②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4页。
    ③一次是大历八年元载请修原州,一次是建中二年继承元载遗志的杨炎请发泾州兵修原州,但两次都无果。
    ④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篇十一《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上：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第405页。
    ⑤《通鉴》卷234贞元九年二月条。
    ⑥参见[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3《城盐州·美圣谟而诮边将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9—180页。
    ⑦参见《通鉴》卷236贞元十七年七月、九月条。
    ①《唐会要》卷73《灵州都督府》。
    ②《旧唐书》卷152《李景略传》。
    ③《通鉴》卷239元和八年七月条。
    ④《通鉴》卷239元和八年七月条。
    ⑤《通鉴》卷239元和八年七月条。
    ⑥《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天德军》,第113—114页。
    ①《通鉴》卷239元和八年十月条。按回纥已于元和四年改名回鹘。
    ②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新宥州》,第106—107页、《通鉴》卷239元和九年五月条。
    ③参见《通鉴》卷239元和九年五月条。
    ④《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虽然史书其后载：“至元和末,其请弥切,宪宗以北虏有勋劳于王室,又西戎比岁为边患,遂许以妻之。”
    如《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就言：“(元和)十三年十月,吐蕃围我宥州、凤翔,上言遣使修好。”
    ⑥《通鉴》卷239元和七年十一月条。
    ⑦《新唐书》卷177《钱徽传》。
    ①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2页。
    ②因为它是朔方军由“行军”向“镇军”转变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参见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76—86页)。
    ③参见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122—130页。
    ④《全唐文》卷742。
    ⑤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第328页。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②《旧唐书》卷10《肃宗纪》。
    ③参见《旧唐书》卷10《肃宗纪》、《全唐文》卷42肃宗《授李鼎陇右节度使制》、卷429于邵《田司马传》。
    ④《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贞元三年条。按此条当在“兴凤陇”下,新表误系于“泾原”下。
    ①《旧唐书》卷11《代宗纪》。
    ②《通鉴》卷223。
    ③《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贞元三年：“初,陇右节度兵入屯秦州,寻徙岐州。”
    ④参见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73—-74页。
    ⑤参见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74页。作者认为《唐大诏令集》卷107大历九年《令郭子仪等出师制》中的“河湟义徒”就是指孙志直的这支安西北庭兵,不过我认为这里的“河湟义徒”当是泛指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这些入调进风翔的西部军队,而不仅仅只是孙志直的这支安西北庭兵。
    ⑥参见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74页。
    ⑦《旧唐书》卷11《代宗纪》。
    ⑧《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
    ①《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
    ②《新唐书》卷138《李抱玉传》。
    ③《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
    ④参见两《唐书·李抱玉传》。
    ⑤《新唐书》卷138《李抱玉传》。
    ⑥《全唐文》卷48代宗《命郭子仪等备边敕》。
    ①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1《鄜坊》,第81页；《全唐文》卷413常衮《授杜冕开府仪同三司制》、卷425于邵《贺破渭北党项状》,后两文所作时间当在代宗初年。
    ②出于对安禄山的憎恶,唐朝在至德二载“更安西为镇西”(《通鉴》卷220至德二载条),但这种一时冲动的举措毕竟没有持续太久,到大历二年的时候又“复以镇西为安西”(《通鉴》卷224大历二年条)了。(参看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③《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卯月条。
    ④《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
    ①《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卯月条就称：“绛州诸军剽掠不已……辛未,以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发京师绢四万匹、布五万端、米六万石以给绛军。”很可能安西、北庭军队就在此后索性被调至了离京师较近的鄜坊食粮,避免了衣粮的转输之烦。
    ②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3页。
    ③《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④《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一月条。
    ⑤《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考异》。
    ⑥《旧唐书》卷109《白孝德传》。
    ①《旧唐书》卷102《马磷传》。
    ②《旧唐书》卷11《代宗纪》。两《唐书·马磷传》作“南道和蕃使”,略误。
    ③《全唐文补遗》第六辑常衮《大唐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兼泾原颍郑等节度观察使尚书左仆射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府君(磷)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马磷墓志》),第98页。
    ④《旧唐书》卷11《代宗纪》。
    ⑤参见《柳宗元集》卷8《段太尉逸事状》,第175页。
    ⑥《通鉴》卷224大历三年十一月条。
    《马磷墓志》与新书本传、《旧唐书·代宗纪》均载马璘卒于大历十一年底,旧传误作十二年。
    ②《通鉴》卷225大历九年二月条。
    ③《通鉴》卷224大历四年六月条。
    ④《旧唐书》卷11《代宗纪》及《通鉴》卷224大历八年八月条皆载此时朱滔率领五千骑赴京防秋,而《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作“二千五百人”,两《唐书·朱滔传》则作“三千”,现从“五千”之说。
    《旧唐书》卷11《代宗纪》及《通鉴》卷225大历九年六月条皆载此时朱泚亲率五千骑防秋,而两《唐书·朱泚传》则作“三千”,现从“五千”之说。
    ①《唐代墓志汇编》永贞007李伯良,第1945—1946页。
    ②《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朱滔传》。
    ③《通鉴》卷225大历十年正月条。
    参见《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②《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渭北鄜坊》大历六年：“渭北鄜坊节度使更名渭北节度使,复领丹、延二州,废丹延观察使。”
    ③《唐方镇年表》卷1《鄜坊》,第83页。《唐刺史考全编》卷8《关内道·坊州》(第232页)从此说。
    ④这一考证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鄜坊节度称“渭北”之名主要在大历时代。贞元以后“渭北”之名,尤其在官方文书中就几乎不再使用了。
    ⑤参见《册府元龟》卷992《外臣部·备御第五》。
    ⑥《通鉴》卷225大历九年二月、四月条。
    ⑦《全唐文》卷413。
    ⑧《全唐文》卷413。常衮的这份制文很可能是与上引《授辛德谦丹延团练使制》差不多时间作的。
    ①《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②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12—-418页。
    ③《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闰五月条。
    ④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8、409页。
    ①《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闰五月条。
    ②《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③《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渭北鄜坊》大历十四年：“罢渭北节度,置都团练观察使。”
    ①《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九月条。
    ②《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条。
    ③《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④《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条。《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记载略误,现从《通鉴》。
    ⑤《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条。
    ①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201页。
    ②参见《旧唐书》卷127《张光晟传》。
    ③《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怀光传》。
    ④《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八月条。
    《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怀光传》。
    ②《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八月条。
    ③《旧唐书》卷121《李怀光传》。
    ④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202页。
    ⑤《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⑥《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二月条。
    ①《旧唐书》卷129《韩滉传》称：“又属大历五年已后,蕃戎罕侵。
    ②《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五月条。
    ③之所以说吐蕃势力的起伏将影响到京西南北地区的形势,是因为其实在大历十四年十月吐蕃与南诏联兵十万进寇西川时,对于是否要恢复崔宁的西川节帅、重新派遣其入蜀,德宗是有过很大犹豫的。
    ④《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八月条。
    ⑤《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⑥《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有关曲环的身份,《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称“神策都知兵马使”,《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称“神策将”。
    ②《陆贽集》卷15《兴元论请优奖曲环所领将士状》,第465页。
    苏三两《唐书·曲环传》、《新唐书》卷7《德宗纪》误作“邠、陇行营节度使”,当从《通鉴》卷231兴元元年闰十月条作“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或《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通鉴》卷232贞元二年七月条简称的“陇右行营节度使”。
    《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月条。
    ②《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
    ③参见《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
    ④《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五月条。
    ⑤参见两《唐书·阳惠元传》。
    《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癸丑(九日)条。
    《全唐文》卷785。
    ②黄永年先生己指出,此处之“泾原”二字当为衍文。(见《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8页注[1])。
    ①《奉天录》卷1。
    ②《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
    ③《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朱泚传》。
    ④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9—410页。
    ⑤《奉天录》卷1。
    ⑥《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奉天录》卷1只言：“(朱泚)发锐卒三千奉迎乘舆,阴起逆谋。”《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辛亥(七日)条称：“遣泾原兵马使韩旻将锐兵三千”,似乎韩旻是泾原军中的将领。但《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则称韩旻为“幽州军士”。旧纪的记载应该更为准确,因为朱泚将袭谋奉天的任务交由本系将领领导,更为可信。而据唐末人苏鄂《杜阳杂编》卷上记载,韩旻亦为此后随朱泚败逃的“心腹卫士”(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6页)。 曜一起驻扎洛阳。
    ①《陆贽集》卷11《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第329页。
    ②《奉天录》卷1。
    ③《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
    ①《奉天录》卷1称：“上(指德宗)乃出白苑北门,六军羽卫才数十骑。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恐怀侥幸,不如遣十骑捕之,使陪銮辂。若脱于泉,为害滋甚。不然,以卒诛之。养兽招祸,立可俟矣。’”又,“既而群盗(指泾原兵)与(姚)令言谋议,虑难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异志,若迎而为主,事可捷矣。’”
    ②《全唐文》卷526朱泚《遗弟滔书》中称：“吾顷典郡四镇,蕃夷战慑；唐主不察,信谄谀之说。吾罹奸臣之祸,便夺兵权,虽位列上公,沼书继至,情怀恍忽,百虑攒心。”
    ③《奉天录》卷1。
    ④参见《奉天录》卷1、《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丁巳条。
    ⑤参见《奉天录》卷1、《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
    ②《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③参见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10—411页。
    ④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9页。
    ①《通鉴》卷232贞元元年八月条。[唐]李冗《独异志》卷下称：“(怀光)有子七人,其长曰铦。谓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于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执剑俱斩弟首,堆积叠之,立剑于中,以心淬剑,乃洞于胸。闻者伤之。”(张永钦、侯志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页)李怀光之子名及人数与《通鉴》记载有所不同,但这则出于唐末士人之手的记载较之正史,却更为形象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怀光之子弑弟及自裁的惨烈情状。
    ②[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6《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88—489页。
    ③《杜诗详注》卷6《观兵》,第507页。
    ④《新唐书》卷138《李嗣业传》。
    ⑤《通鉴》卷224大历三年十二月条。
    ①《奉天录》卷2。
    ②《旧唐书》卷138《姜公辅传》。
    ③《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
    ①这正是为什么德宗在听闻不为朱泚所用、又施计及时阻止朱泚军队攻击奉天的泾原旧帅段秀实在长安被朱泚手下杀死的消息后,“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了。(《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条)
    ②《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八月条。
    ③《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八月条。
    ④《旧唐书》卷144《邢君牙传》。《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贞元三年：“罢保义节度,置都团练观察防御使。未几,复置节度,兼右神策军行营节度使。”
    ⑤《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⑥《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⑦《通鉴》卷231兴元元年闰十月条。
    ⑧两《唐书·李晟传》将表李观为泾原节度使事系于李晟诛田希鉴等人后,而《旧唐书·德宗纪》则以李观为泾原节帅事于李晟诛田希鉴前。
    ⑨《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⑩《权德舆诗文集》卷15《唐故四镇北庭行军兼泾原等州节度支度营田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使持节泾原诸军事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川郡王赠司空刘公神道碑铭并序》称：“贞元三年,以偏师八千承诏护塞。”(第241页)不过对“护塞”的地点神道碑没有明言。两《唐书·刘昌传》皆言宣武士
    ①参见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64—-270页。
    ②《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③《通鉴》卷221乾元元年三月条。
    ④《通鉴》卷221乾元元年九月条：“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阳,命诸郡太守各将兵三千从己向河南,分为四道,使其将令狐彰将兵五千自黎阳济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阳,史朝义自白皋,周挚自胡良济河,会于汴州。”
    ⑤《旧唐书》卷152《郝廷玉传》。
    ⑥参见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62—-270页。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65—168页。
    ②《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③《通鉴》卷221乾元元年九月条。
    ④《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⑤《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
    ⑥《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二月条。
    ①《旧唐书》卷144《李元谅传》。
    ②《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十月条。
    ①《通鉴》卷221上元元年三月条：“甲申,改蒲州为河中府。”
    ②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河中》,第441—442页。
    ①以上论述,参见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79—336页。
    ②《通鉴》卷247会昌三年九月条。
    ③虢州在乱前隶属河东道,叛乱初期也还隶属河中(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河中》,第441页),此后与陕、华等州合镇(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陕虢》,第379—380页)。陕州在乱前隶属河南道,此后基本与虢、华等州合镇。不过在德宗建中二年讨伐关东四镇时,又一度被割属河阳。(《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丙子条：“(德宗)又以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使。”)
    ④《全唐文》卷784。
    ①[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外集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66页。
    ②《全唐文》卷775。
    ③《唐会要》卷87《陕州水陆运使》：“先天二年(713)十月,李杰为刺史,充水陆运使,自此始也,己后刺史常带使。”
    ④《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⑤吴廷燮考证杜亚的前任陕虢节帅分别是皇甫温和李国清(《唐方镇年表》卷4《陕虢》,第380—382页),不过我们在此二人的史料中尚未发现他们在任时兼领运使一职。不过运使复置于此时、并由他们兼任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
    ⑥《通鉴》卷231贞元元年七月条。
    ①《通鉴》卷232贞元二年二月条。
    ②《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四月条。
    ③虽然史料未必在叙述其官职或历官经历时都记载得很全面。
    ④《唐会要》卷87《陕州水陆运使》。诏令全文见《全唐文》卷60宪宗《停河南陕府水陆运及润州等使额诏》。
    ⑤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河中》,第441—-442页；《陕虢》,第379—380页。
    ⑥《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京畿》上元二年：“以华州置镇国节度,亦曰关东节度。”同卷《东畿》上元二年：“陕西节度罢领华州。”卷66《方镇表三·河中》上元二年：“以同州隶镇国军节度。”
    ①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日野开三郎和张国刚两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相关论著中已经为我们详细整理了相当数量的有关神策军镇的资料。(见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の跋扈と镇将》,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367—-415页；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23—126页)。
    ②参见小灿龙雄《神策军の建立》,《东洋史研究》18：2,1959,第35—56页；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4—95页：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6—14页。
    ③《新唐书》卷50《兵志》。
    ④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16页。
    ⑤《通鉴》卷224大历四年二月条。
    ①《通鉴》卷224大历二年、三年条。
    ②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83页。
    ③《通鉴》卷224大历六年八月条。
    ④《通鉴》卷225大历十年九月条。
    ⑤《唐代墓志汇编》永贞007李伯良《张道昇墓志》,第1945页。
    ⑥《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二月条。
    ①《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4,第712页。
    ②据《旧唐书》卷11《代宗纪》载,韦元甫卒于大历六年八月。
    《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80,第1894页。
    ②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83页。
    ③《通鉴》卷223永泰元年九月条。
    ①《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
    ②有关李晟所率神策军的来源及屯驻地,《全唐文》卷538裴度《唐故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赠太师李公神道碑铭并序》、两《唐书·李晟传》均未提及。李晟本人则可能是京城的神策将领,因为《旧唐书》卷133《李晟传》中称其由泾原朝京师后,“代宗留居宿卫,为右神策都将。”并且不见其像尚可孤、阳惠阳等人一样,有出屯京畿或近畿诸县的记载。另据《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神策军条载：“兴元克复,晟出镇凤翔,始分神策为左右厢,令内官窦文场、王希迁分知两厢兵马。”按李晟出镇凤翔的时间据《旧唐书·德宗纪》、《通鉴》等记载为兴元元年八月,令窦文场、王希迁分知两厢兵马时为当年十月。如果后者监知神策军的原因部分地是因为李晟出镇凤翔的话,那么很可能说明李晟原先统帅的神策军是屯驻在京城的。李晟此次出镇凤翔应该带领一部分神策军随行,而仍旧留驻京城的神策军则由窦、王二人监掌。
    ③《陆贽集》卷11,第348—-349页。
    ④参见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5—96页。
    ⑤[宋]王应麟辑：《玉海》卷51《艺文·典故》“咸平续修通典”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974页。
    ①《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
    ②《册府元龟》卷410《将帅部·壁垒》。
    ③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
    ①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三《长安太原驿道》,第99页。
    ②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94——195页。
    ③[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7—648页。
    ④崇信城估计直到晚唐乾符初年一直为左神策军镇。据张思让《唐故左神策军崇信城镇遏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守右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扶风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马公墓志铭并序》载,墓主 马国诚于乾符三年(876)终于崇倩城镇遏都知兵马使任上。(收入赵力光等编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886页)
    ①《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
    ②《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旧纪作元谅筑城时为丁未日,但无月份,《通鉴》卷233贞元四年条作“四月乙未”。按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贞元四年四月既有“乙未”也有“丁未”,所以筑城的确切时间无法确定。
    ③《全唐文补遗》第三辑杜确《唐故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华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康郡王赠司空李公(元谅)墓志铭并序》,第129页。
    ④《旧唐书》卷144《李元谅传》。
    ⑤参见《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
    ⑥《新唐书》卷165《高郢传》称：“顺宗立……而郢以刑部尚书罢。明年(即元和元年),为华州刺史,政尚仁静。初,骆元光自华引军戍良原。元光卒,军入神策,而州仍岁饷其粮,民困输入,累刺史惮不敢白,郢奏罢之。”可见在高郢出为华州刺史的元和元年以前,良原的华州部众已经归为神策军了。
    ⑦《太平寰宇记》卷150《陇右道一·仪州》载：“仪州,理华亭县。本西戎之界,秦、陇之地,凤翔之边镇,后魏普泰二年筑城置镇,以扼蕃戎之路。唐为神策军。”(第2908页)不过我们尚不能确定华亭县为神策军镇的时间。另,《旧唐书》卷11《代宗纪》：“(大历八年)六月陇州华亭县置义宁军。”《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亦云：“华亭有义宁军,大历八年置。”《新唐书》卷7《德宗纪》：“(贞元十三年五月)庚戌,义宁军乱,杀其将常楚客。”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华亭必是一处重要的军事据点。同样,灵台也是贞元时代防御吐蕃的一处要塞,在王浰所作《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赠扬州大都督杨府君(志廉)墓志铭并序》中曾记载墓主杨志廉：“兴元初,迁内给事,进阶朝散大夫。豳泾古郡,迫近西戎。每夏麦方歧,秋稼垂颖,则蹂践我封略,凭凌我边人。沼公(指杨志廉)领千夫长,率精锐捍其冲要,是有灵台监军之任。公奋威武,设奇谋,居一周星,亭障无耸。贞元四年六月,加中散大夫。”(《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35—36页)。
    ①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94—-195页。
    ②《旧唐书》卷151《高崇文传》。
    ③《通鉴》卷234贞元十年正月、二月条。
    ④《通鉴》卷237元和元年四月条。
    ⑤《旧唐书》卷143《刘怦附刘澭传》。
    ⑥《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⑦《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兴凤陇》元和元年条有一段颇为有趣的记载：“升陇右经略使为保义节度,寻罢保义,复旧名。是年,增领灵台、良原、崇信三镇。”所谓“升陇右经略使为保义节度”无疑指上述刘澭因功升任一事。而“寻罢保义,复旧名”恐怕不应当发生在元和元年,而应是元和二年十二月刘澭死后之事。至于“是年,增领灵台、良原、崇信三镇”倒可能是真的,因为这极可能是宪宗为奖赏刘澭的举措,并且也与刘流此时由陇右经略使升任保义节度使的背景吻合。不过在次年底刘澭死后,这三镇恐怕就不一定继续由陇右经略使领属了,灵台与崇信的情况还不清楚,但良原镇很可能就像《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说的,在元和三年正月诏归右神策。
    ⑧《新唐书》卷146《李栖筠附李吉甫传》。
    ⑨《旧唐书》卷148《李吉甫传》。新书本传作“奏还泾原,畿民赖之。”普润属凤翔府,故不当作“还泾原”。
    ⑩《册府元龟》卷553《词臣部·谬误》。
    11《册府元龟》卷993《外臣部·备御第六》。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95页。
    ②《新唐书》卷7《德宗纪》。
    ③有关长武城与浅水原的军事地理价值,可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02—203页。
    ④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84页。
    《通鉴》卷236贞元十七年五月条。
    ①此事详见《通鉴》卷236贞元十七年五月、六月条。
    ②《旧唐书》卷155《朱忠亮传》。
    ③参见《新唐书》卷170《朱忠亮传》。
    ④《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⑤《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⑥参见《旧唐书》卷144《韩游瓌传》、《杨朝晟传》。
    ⑦参见《旧唐书》卷122《张献诚附张献甫传》、《旧唐书》卷144《韩游壤传》、《杨朝晟传》。
    ⑧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3《关内道三·邠州》,第64页。
    ⑨《旧唐书》卷134《浑碱传》：“大历七年,吐蕃大寇边,碱与泾原节度使马磷会兵,大破蕃贼于黄菩原。自是,每年常戍于长武城,临盛秋。”《旧唐书》卷121《李怀光传》：“先是,怀光频岁率师城长武以处军士,城据原首,临泾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为西边要防矣。”
    长武城很可能在贞元初期就成为神策军据点,并且此后一直归神策军。《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贞元四年七月)陈许防御兵马使韩全义检校工部尚书,充长武城及诸军行营节度使。”旧纪言韩全义为“陈许防御兵马使”,而我们知道,在贞元年间出任首任陈许节度使的曲环就是神策军将领。曲环出镇陈许后,陈许的一部分士兵仍旧还归关中,并被归并、或协同禁军一起屯防长武。所以《旧唐书》卷162《韩全义传》会说：“韩全义,出自行间,少从禁军,事窦文场。及文场为中尉,用全义为帐中偏将,典禁兵在长武城。”贞元十四年闰五月,长武城军乱,逐其使韩全义。唐廷以长武都虞侯,原本投降曲环、后从韩全义镇长武的原淮西降将高崇文为长武城使。高崇文的身份此时亦应为神策军将。其神道碑中称：“贞元初始授陈许节度都候,及领所部随韩全义镇长武城,神策淮南陈许浙右四军同戍。公总其侯奄之任,临下简肃,士众悦而归之……十四年遂为长武城大使……元年正月拜工部尚书右(?左)神策行营节度,总护诸将,便道南征。”(《全唐文》卷531武元衡《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两《唐书·宪宗纪》均称高崇文为“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在长武城治军有声,后在元和元年平定西川刘辟的战事中立下大功。而继崇文后为长武城使的是其麾下的将领高霞寓。有关长武城的情况,可参见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23页。
    ②《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贞元三年)十月,吐蕃数千骑复至长武城,韩全义率众御之。韩游瑰之将请以众助之,游瑰不许……四年五月,吐蕃三万余骑犯塞,分入泾、邠、宁、庆、麟等州……陈许行营将韩全义自长武城率众抗之,无功而还。游瑰素无军政,且疾不能兴,闭城自守,莫敢御也。”
    ③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211—212页。
    ④《新唐书》卷136《李光弼附白元光传》。
    《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①当范希朝于元和四年调任河东后,此后的灵盐节度使职衔中均兼有定远城名。不过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定远城驻军的实际归属情况。因为当贞元八年神策军驻戍定远、怀远二城后,贞元十年任职灵州的新节度李栾的职衔中亦有定远之名。(参见《唐方镇年表》卷1《朔方》)
    ①《陆贽集》卷19,第619—622页。
    ①可参见《陆贽集》卷19《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②《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八月条。从两《唐书·吐蕃传》、《张献甫传》等记载看,张献甫当时应是与神策将领李升昙、苏清沔等一起率领禁军驻扎咸阳的。
    ③参见两《唐书·浑瑊传》、《通鉴》卷233贞元三年十一月条。
    ①《全唐文》卷645。
    ②《通鉴》卷239元和七年条。
    ③《全唐文》卷66。《册府元龟》卷81《帝王部·庆赐第三》同,唯“都赐物”作“一万八千八百余匹”,当从《全唐文》所载为是。
    ①《陆贽集》卷19,第622页。
    ②参见《通鉴》卷235贞元十四年八月条。
    ③参见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49—50页。
    ④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唐故特进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延州诸军事行延州刺史充本州防御左神策行营先锋安塞军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府君(良僅)志铭并序》,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
    ⑤可参见《全唐文》卷646李绛《论延州事宜状》、《新唐书》卷155《浑瑞附浑镐传》。
    ⑥《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贞元十年三月)辛丑,以延州刺史李如暹所部蕃落赐名曰安塞军,以如退为军使。”
    ⑦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编》卷10《关内道·延州》由于没有使用到这份李良仅墓志,所以贞元至大和时期延州刺史的考证存在错误(第251—252页)。
    ⑧同样是延州安塞军,《全唐文补遗》第八辑《故延州安塞军防御使检校左仆射南阳白公府君(敬立)墓志并序》载,去世于景福二年(893)的墓主白敬立结衔中有“使持节都督延州诸军事、守延州剌史、充本州防御左神策军行营先锋兵马安塞军等使”(第233页)。
    ①有关博野军的论述,可参见黄寿成《唐代河北地区神策行营城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
    ②比如《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就称：“(时)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新唐书》卷225下《逆臣下·黄巢传》亦称此后：“帝(指僖宗)诏陈许、延州、凤翔、博野军合东西神策二万人屯京师。”
    ③[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32《李茂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新五代史》卷40《李茂贞传》作“为博野军卒,戍凤翔。”([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误。
    ④《册府元龟》卷336《宰辅部·识闇》。《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亦曰：“官军大溃,博野都径还京师,燔掠西市。”
    ⑤《通鉴》卷254广明元年十二月条。
    ⑥《旧唐书》卷178《郑畋传》称：“畋会兵时,(李)茂贞为博野军小校在奉天,畋尽召其军至岐下。”
    ⑦《旧唐书》卷132《李茂贞传》：“黄巢犯阙,博野军留于凤翔,时郑畋理兵于岐下,畋遣(宋)文通(即李茂贞)以本军败尚让之众于龙尾坡。”
    ①杜希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74页。
    ①《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①《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②《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③《全唐文》卷341颜真卿《摄常山郡太守卫尉卿兼御史中丞赠太子太保谥忠节京兆颜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颜杲卿神道碑铭》)。
    ④《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7页。
    ⑤严耕望先生在论述此陉的重要性时曾说：“此陉道虽艰险难行,然此一带太行山脉南北数百里地段中,仍仅此处断陉为唯一可行之大孔道,故见史二千年来,山西河北之中部之交通一直以此道为主线。”(《唐代 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篇四二《太行井陉承天军道》,第1455页)。此地即当东西交通之要,故“一军守此,即断东西之路也。”(第1453页)
    ①史称在安禄山叛乱之初担任太原尹(北京副留守)的杨光翔是杨国忠的亲信,他在安禄山起事伊始,即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为安禄山劫杀。(参见《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②参见《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正文及《考异》。
    ③《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④《安禄山事迹》卷中称：“杲卿本以才干,禄山奏为常山太守。”(第97页)
    ⑤参见《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考异》引《河洛春秋》。
    ⑥《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通鉴》此条在“以张献诚摄博陵太守”前还记载：“使其将安(张)忠志将精兵军土门,忠志,奚人,禄山养为假子。”安禄山此时以安忠志守土门之事只见于《通鉴》中。不过《通鉴》此说恐怕并不正确,因为安忠志是安禄山此后攻打河南的前锋。(《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癸巳,禄山陷荥阳,杀(太守崔)无诐,以其将武令殉守之。禄山声势益张,以其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实际上,安忠志守土门差不多应该是一年以后的事请,《通鉴》此条应该是误把一年后之事系于此处。如果安忠志是守土门的将领,那么与下文说的以李钦凑守井陉口的记载就矛盾了。即使以李替安,那发生的时间也太紧凑,可能性不大。
    ①《全唐文》卷341颜真卿《颜杲卿神道碑铭》。虽然这些州郡重新回到唐朝一边的性质和表现有所不同,但它们至少不再完全听命于安禄山了。(参见《新唐书》卷192《忠义中·颜杲卿传》)。
    ②《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③《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①关于此二事的论述,可参见日野开三郎《唐府兵制时代における团结兵の称呼とその普及地域》,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182—183页；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4页；李松涛《试论安史之乱前幽州防御形势的改变》,收入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118页。
    ②参见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148页。
    ④孟宪实先生经分析指出,此五军不当如《通鉴》和《册府元龟》所说的是为防备突厥而设,更可能地是如《邺侯家传》所说的防备两蕃。(见《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5—107页)。
    ①[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8页。
    ②参见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148—150页。由于此五军具有团结兵的性质,因此孟宪实先生依据其所在的位置推测,上述于万岁通天元年设置武骑团兵的“山东近境州”就是五军所在河北中部的这一次边地带,而不是指“边州”(第148页)。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初设武骑团兵的“近境州”仍是指“边州”,到圣历元年,团结兵的设置范围已由边州扩展到了河北其他地区。
    ④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151页；《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6页。
    ⑤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7页。
    ⑥参见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93页。
    ①有关团结兵与健儿对应关系的论述,见张国刚《唐代团结兵问题辨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45页。
    ②《册府元龟》卷124《帝王部·修武备》。
    ③参见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7—108页。
    ④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8页。
    ⑤参见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第94—95页。
    ⑥#12
    ⑦参见李松涛《试论安史乱前幽州防御形势的改变》,《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116—130页。
    参见黄永年《范阳节度与奚、契丹》,收入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289—308页。
    ②《通鉴》卷211开元五年三月条。
    ③《旧唐书》卷185《宋庆礼传》。
    ④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209—234页。有关安禄山的种族问题,可参见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22—228页。
    ⑤杜希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69页。
    ①参见森部丰《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汉族の分布と安史军渊源の一形态》,《唐代史研究》第5号,2002年,第23—-32页。
    ③参见杨晓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收入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173—176页。
    ④参见李松涛《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97页。
    ⑤参见杨晓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168页。
    ⑥《旧唐书》卷142《王武俊传》。
    ⑦《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
    ⑧《全唐文》卷342颜真卿《特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赠开府仪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铭》。
    ①按两《唐书·地理志》,蓟州开元十八年始由幽州分出。
    ②《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③《安禄山事迹》卷中,第102页。
    ④《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五月条及胡注。
    《旧唐书》卷200上《史思明传》：“思明将卒颇精锐,皆平卢战士。”
    ⑥《全唐文》卷444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载田承嗣为北平(平州)人,其父田守义乱前曾任安东副都护,承嗣本人在乱前的军职则为平卢先锋使。两《唐书·田承嗣传》亦称田承嗣为平州人,世事卢龙军。
    ⑦参见日野开三郎《安史之乱与唐朝东北政策的后撤》,《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97—98页。
    ⑧[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192《州郡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82页。
    ⑨《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五月条《考异》引《河洛春秋》。
    ①《通鉴》卷219至德二载正月条。胡注日：“归,当作妫,妫州也。唐人杂史多有作归、檀者,盖误。”
    ②《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③参见《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考异》引《河洛春秋》。
    ④《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5—-96页。
    ⑤《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⑦《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
    ①《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②《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
    ④《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考异》。
    《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
    ⑥《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考异》引《颜杲卿传》。《全唐文》卷341颜真卿《颜杲卿神道碑铭》亦云：“令崇州刺史李钦凑以兵七千人守土门。”
    ⑦《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考异》引《肃宗实录》。同《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7页。
    《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②《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7页。
    ③《通鉴》卷217至德元载二月条。
    ⑤《通鉴》卷217至德元载四月条。
    ⑥参见《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卷219至德二载正月条。
    ①杜希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70页。
    《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
    ②《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8—109页。
    ①《通鉴》卷220至德二年十月条：“乙丑,郭子仪遣左兵马使张用济、右武锋使浑释之将兵取河阳及河内：严庄来降。陈留人杀尹子奇,举郡降。田承嗣围来瑱于颍川,亦遣使来降；郭子仪应之缓,承嗣复叛,与武令殉皆走河北。”
    ②参见两《唐书·安禄山附安庆绪传》。
    ③参见《全唐文》卷342颜真卿《特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赠开府仪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铭》。
    ④《新唐书》卷225上《逆臣上·安禄山传》。
    《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二月条。
    ⑥《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7页。
    ①参见《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0页；两《唐书·史思明传》。
    ②《旧唐书》卷200上《史思明传》载：“自禄山陷两京,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由是恣其逆谋。思明转骄,不用庆绪之命。”
    ③《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0页。
    ④《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三月条。
    ⑤《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0页。
    ⑥《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1页。
    ①《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5页。
    ①《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条。
    ②比如作为安禄山养子兼亲信的安守忠,他在至德二载年底奉安庆绪之命往范阳向史思明征兵时为后者所杀。(见《安禄山事迹》卷上,第81页；两《唐书·史思明传》)相州之役后被史思明所杀的除安庆绪及诸弟四人外、还有深受安氏父子宠信的孙孝哲、高尚、崔乾祐等大将九人,以及随从安庆绪的三千三百人。(见《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0页)
    《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条《考异》引《蓟门纪乱》。
    ②《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考异》。
    ③《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参看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收入李鸿宾主编《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4—-255页。
    ④《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十二月条。
    《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二月条。
    ①《全唐文》卷440王佑《成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充管内度支营田使清河郡王李公纪功载政颂并序》(以下简称《李宝臣纪功碑》)。参看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第257页。
    ②《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
    ③参见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第258—260页。
    ④《新唐书》卷225上《逆臣上·史思明传》：“思明少贱,乡里易之。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婿,窥思明,告其亲曰：‘必嫁我思明。’宗属不可,女固以归。思明亦负曰：‘自我得妇,官不休,生男子多,殆且贵乎！’”
    ⑤《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条《考异》引《河洛春秋》：“思明混诸嫡庶,以少者为尊,唯爱所钟,即为继嗣,欲杀朝义,追朝清为伪太子。左右泄之,父子之隙自此始构。”
    ⑥《新唐书》卷225上《逆臣上·史思明传》：“(思明)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即阿史那承庆)、向贡(即向润客)、张通儒、高如震、高久仁(即高鞫仁)、王东武等辅之。”
    ⑦吴光华：《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收入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第233页。
    ①《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条《考异》。
    ②比如高祟文、’高霞寓、高思继兄弟等都是如此。当然,也不能否认有高句丽高氏附会渤海高氏之嫌。(见杨晓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182页)。
    ③《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条《考异》。
    ④有关史思明的种族问题,可参见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29页。
    ⑤有关安禄山的宗教信仰及其凝聚力,参见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33—236页。
    ⑥《全唐文》卷363收录有史思明至德二载底投降唐廷后,由其掌书记张不矜所作的《范阳郡悯忠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为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净光宝塔颂》、《唐悯忠寺无垢净光塔铭》二文。此二文当是史思明至德二载于悯忠寺内建塔时所作。载有前文的唐碑现仍存于北京法源寺内。碑文是当时书法名家苏灵芝的手笔。《安禄山事迹》卷下亦载：“(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又收大梁,陷我洛阳,东洛佛事皆送幽州,以旧宅为龙兴寺,而崇饰之。”(第111页)
    ⑦《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1页；卷下,第111页。
    ⑧《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1页。
    ⑨《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4页。
    ⑩《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0页。
    11参见《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条《考异》引《蓟门纪乱》。《纪乱》载张通儒职为“左散骑常侍”,但
    ①如宋人王谠就言：“至代宗广德元年,以田承嗣为魏博节度,李怀仙为卢龙节度,李宝臣为成德节度,是谓河北三镇。”(《唐语林校证》卷8《补遗》,第695页)
    ②参见下文涉及义武、横海的相关论述。
    ③最明显的就是有关河北“胡化”问题的争论,相关讨论可参见森部丰《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汉族の分布と安史军渊源の一形态》,《唐代史研究》第5号,2002年,第22—23页。
    ⑤[日]堀敏一：《魏博天雄军の历史》,原载《历史教育》6：6,1958,后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史の视点——私の中国史学(一)》,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
    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0,1959,中译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
    ②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有关魏博镇,此前中日两国学者都己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讨论,除了上述堀敏一的研究外,国内方面则有韩国磐《关于魏博镇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原刊《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5期,后收入氏著《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李树桐《论唐代的魏博镇》,《中国史新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方积六《唐及五代的魏博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50本第2分,后收入氏著《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③与日本学者多擅长从藩镇权力构造的角度来研究河朔藩镇的取径不同,国内学者则多继承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思路,主要从种族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河朔藩镇。不过,这两种研究取径也并非全然独立、不可交叉衔接。
    ④关于唐代藩镇类型的传统划分模式,可参见本文绪论部分的讨论。
    《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成德更二姓,传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廷(庭)凑反,传六世,有州四。”恒州,元和十五年避穆宗名更名为镇州,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⑥参见两《唐书·李宝臣传》、《王士真传》,参看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3页。
    ⑦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成德》,第576—-598页；姜密《唐代成德镇的割据特点》,《河北师范大学学 报》2000年第3期,第104—-105页。
    ①《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第462页。
    ②《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成德》大历十年：“成德节度增领沧州。”
    ③《新唐书》卷211《藩镇镇冀·李宝臣传》。
    ④《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
    ⑥就荣新江先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一文所收集的魏博、成德、幽州三镇的粟特将领资料来看,幽州基本上没有有关胡人将领的资料。在魏博、成德两镇中,魏博的胡将信息并未显示他们曾在安史之乱中有何表现,实际上,这些资料中的将领多半是九世纪后,也就是宪宗时代以后活跃于魏博军中的。但与魏博的情况正相反,有关成德的胡将资料不仅集中在宪宗时代以前,而且部分将领的墓志明确记载了他们曾是安史之乱时的叛军将领。(《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2—115页)。
    ①参见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一文中有关李献诚的考订,第318页。
    ②参见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一文中有关谷从政的考订,第319页。
    ③《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于损《唐故奉天定难功臣骠骑大将军行右领军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归义郡王赠代州都督杨公(万荣)墓志铭并序》,第126—127页。
    ④《新唐书》卷148《张孝忠传》作“封符阳郡王”,略有不同。
    有关张孝忠及其与李宝臣关系的研究,可参见张正田《唐代成德军节度使之变动——安史乱后初期(781—789)河北中部军政形势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2004年,第130—132页；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第313—317页。
    ⑥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第307页。
    ⑦《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六月、十月条。
    ⑧#12
    ①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5页。
    ②据《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条载,朱滔的幕僚马寔此后就曾对朱滔言：“武俊善野战,不可当其锋。”事实上,“四镇之乱”期间,李怀光统帅的朔方、神策军,以及此后援助朱滔的回纥军队都曾先后败于王武俊的骑兵。
    ③参见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8—109页。
    ④参见两《唐书·李宝臣传》、《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条。
    ⑤有关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排斥胡人的情绪,以及在河朔藩帅招纳安史旧部的举措下,粟特人纷纷向河朔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的论述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02—104、111—115页。
    ⑥《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称河北羁縻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
    ①两《唐书·李宝臣传》。
    ②两《唐书·张孝忠传》。
    ③《新唐书》卷198《儒学上·谷那律附谷从政传》。
    ④参见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2—113页。
    ⑤有关“四镇之乱”时期成德政治走向的讨论,可参见张正田《唐代成德军节度使之变动——安史乱后初期(781—789)河北中部军政形势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2004年,第132—155页。
    ⑥《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①卫常宁在《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记中的排位顺序是武将中的第12位,王武俊则在第30位。([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10《李宝臣碑》,《历代碑志丛书》第1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16—-617页。)
    ②《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十一月条。
    ③在《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记武职军将的排行中,赵闻诺处在第4位,可见地位甚高。(沈涛：《常山贞石志》卷10《李宝臣碑》,第616页。)
    ④《全唐文补遗》第四辑《唐故成德军大将试太常卿张公(怀实)墓志铭并序》,第466页。
    ⑤《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⑦《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条：“上(指德宗)即以(程)华为沧州刺史、横海军副大使、知节度事,赐名日华,令日华岁供义武租钱十二万缗。”卷232贞元二年四月条：“以横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
    ⑧《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成德》贞元元年：“成德军节度增领德、棣二州。”
    ⑨参见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2—113页。
    ⑩可参见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8—119页所绘的李宝臣、李惟岳时代成德联姻关系图。关于李宝臣的联姻集团,我们还可以补充以 下一条资料。《旧唐书》卷124《令狐彰附子建传》：“(令狐)建妻李氏,恒帅宝臣女也。”可见李宝臣与滑毫镇也有联姻关系。
    ①将领被杀或离镇的情形渡边孝先生没有提及,现可补充：《旧唐书》卷142《王武俊附王承元传》：“(王承元移镇义成,)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斩寂等,军中始定。”《旧唐书》卷143《李全略传》：“李全略者,本姓王,名日简。为镇州小将,事王武俊。元和中,节度使王承宗没,军情不安,自拔归朝,授代州刺史。”《新唐书》卷213《藩镇横海·李全略传》所载略有不同：“承宗时,虐用其军,故入朝,授代州刺史。”李全略后在王庭凑乱时被穆宗任命为横海军节度使。
    ④王赛时：《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第123—128页。
    ②姜密：《唐代成德镇的割据特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105—106页。
    ③《旧唐书》卷142《王廷(庭)凑传》。
    ④有关前者事,可参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李仍叔《唐故宗正少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公(济)墓铭并序》,第186—187页；《通鉴》卷241元和十五年十月条。《李济墓志》、《旧唐书·穆宗纪》中记载的“晋国太夫人”李氏与《通鉴》所谓的“凉国夫人”为同一人,都是武俊之妻、承宗、承元之祖母。有关后者事,可参见《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及两《唐书·王元逵传》、《王景崇传》等。
    ⑥《全唐文》卷646《论河北三镇及淮西事宜状》、《论镇州事宜状》。
    ①《旧唐书》卷142《王武俊附王承元传》。
    ②《旧唐书》卷180《李全忠附李匡威传》。
    ③《新唐书》卷211《藩镇镇冀·王景崇传》。
    ⑤《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条。
    ⑥《旧五代史》卷56《周德威传》。
    《新五代史》卷39《王镕传》。
    ③《唐语林校证》卷8《补遗》,第695页。
    ①《读通鉴论》卷27《昭宣帝二》,第1006页。
    ②《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罗绍威传》。
    ③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0军阀——唐代藩镇の成立の兴衰》,《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50—52页；矢野主税：《藩镇亲卫军的组织和性质》,《长崎大学学艺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1,1951；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85—648页；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っ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98—-108页。
    ④齐勇锋：《中晚唐五代兵制探索》,《文献》1988年第3期,第172—173页；张国刚：《唐代藩镇的军事体制》,收入氏著《唐代藩镇研究》,第83—84页；《略论唐代藩镇军事制度的几个问题》,收入段文杰、茂木雅博主编《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6—247页。
    ⑤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5页。尽管有关牙军面貌的整体性概述,本身也是学者在对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的,因此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概观性的定义仍是有必要下的,以便给我们分析不同藩镇的牙军提供一个可资对比的参照。
    ⑥张国刚：《唐代藩镇的军事体制》,《唐代藩镇研究》,第83页。
    ⑦齐勇锋：《中晚唐五代兵制探索》,《文献》1988年第3期,第173页：张国刚：《略论唐代藩镇军事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第246—247页。
    ①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4—105页；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91—592页。
    ②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权力构造についこ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07页。
    ③《通鉴》卷222广德元年六月条。
    ④魏博增领贝州的时间史料没有明载,不过从两《唐书·田承嗣传》、《通鉴》等关于大历十年田承嗣盗据相卫一事的战争过程描述来看,贝州其时己为魏博属州。实际上我推测贝州可能在田承嗣被任命为魏博节帅之初就已经归属魏博了,《全唐文》卷444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中记载：“时代宗在宥天下,降衷于人,载览归款,特加诚顺。即日除户部尚书御史大夫莫州刺史,复以莫州地褊,不足安众,特迁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
    ⑤《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
    ⑥关于田承嗣招募牙兵的人数,两《唐书·田承嗣传》、《通鉴》卷222广德元年六月条均作“万人”,而《通鉴》卷265天佑三年正月条则作：“田承嗣镇魏博,选募六州骁勇之士五千人为牙军,厚其给赐以自卫,为腹心。”
    ⑦这方面的代表首推堀敏一。不过现在看来,受当时日本学界讨论中国古代性质问题时一些既定理路和理论框架的影响,堀氏对魏博牙军产生模式的分析存有一定问题。从种族角度出发讨论魏博牙军产生模式的是陈寅恪,不过田承嗣发展牙军是否是受了安禄山当年依部落之制收养同罗等假子的影响也还很难说。(陈氏论述,参见《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03页)。
    ②《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
    ④《通鉴》卷225大历十年二月条。
    ⑤《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两《唐书·田承嗣传》均作“贝、博、魏、卫、相、磁、洺等七州”,按磁州时属泽潞,田氏所管之另一州当为澶州,大历七年分魏州置。(见两《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魏博》大历七年条、《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胡注)。
    ①《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二月条。
    ③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98页。
    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99—601页。
    ①《旧唐书》卷141《田承嗣附田绪传》、《田季安传》、《田怀谏传》。
    ②田怀谏由母亲元氏召诸将拥立,而元氏本身就是与田氏联姻的泽潞大将元谊之女。嘉诚公主在田季安的继任中当是发挥重要作用的,不过关于田季安继任的具体细节,史未明言。至于田绪的即位则更有戏剧性,本身其因私心杀兄就已经惧众不附、企图逃离魏州了。没想到却正是得到魏博老将邢曹俊、孟希祐等的支持才得以坐上魏博节帅之位。另,《通鉴》卷230兴元元年三月条有关田绪杀兄即位的描述与两《唐书·田绪传》有所不同。
    ③李宝臣正是因为李惟岳暗懦,才采取诛杀诸将的举措。而当王承宗诸子因全部在朝而发生帅位继承问题时,正是参谋崔燧等密与握兵者谋,以承宗祖母、凉国夫人李氏命告亲兵及诸将,令拜承宗弟承元。后承元立意接受朝旨离开成德,亦是花费了很大心力安抚并镇压诸将才得以成行。(参看渡边孝《魏博と成德——河朔藩镇の权力构造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54：2,1995,第115页)。
    ④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0页。
    《通鉴》卷225大历十年五月一十一月条、大历十一年二月条。
    ①《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②《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田悦传》。
    ③《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五月条。
    ①《通鉴》卷227建中三年正月条。
    ②参见《通鉴》卷227建中三年正月条。
    ③参见《全唐文》714李宗闵《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军将军知军事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义阳郡王食实封二百户赠越州都督刑部尚书苻(符)公神道碑铭并序》。
    ④《旧唐书》卷141《田弘正传》。
    《元稹集》卷53《故中书令赠太尉沂国公墓志铭》,第576页。
    ⑥《元稹集》卷52《沂国公魏博德政碑》,第563页。
    ①两《唐书·僖宗纪》、《通鉴》卷255中和三年(883)二月条均作“韩简为部下所杀”,两《唐书·韩简传》则作韩简“疽发背而卒”。
    ②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2页。
    ③据《通鉴》卷242载,长庆二年(822)正月,田布讨成德王庭凑：“会有诏分魏博军与李光颜,使救深州。庚子,布军大溃,多归(史)宪诚,布独与中军八千人还魏。”又据《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卢告《唐故魏博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赠太师庐江何公(弘敬)墓志》(以下简称《何弘敬墓志》)载,武宗令何弘敬征讨泽潞时,“公(指何弘敬)遣骑将领徒击其左,步将领徒击其右。公以衙兵八千御之。”(第40页)晚期的情况,可参见两《唐书》相关节帅的传记等记载。
    ④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2页。
    ⑤《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卢告《何弘敬墓志》,第39页。
    ①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收入史念海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8年,第265页。
    ②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3页。
    ③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3页。
    ④《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卢告《何弘敬墓志》,第42页。
    ⑤时守左谏议大夫的卢告,在受弘敬之子全眸之请而为前者撰写的墓志中,在叙及弘敬为全嗥娶徐迺文之女时,曾有过以下这番评论：“自古名人义士,罕闻其比。况公辅大臣,藩方重德,未有为爱子娶妻不问贤愚好丑,不谋于其母氏也。”(第42页)卢告此番言语是向懿宗上奏时所说,此后又被其写入何弘敬墓志中。尽管此番叙述本意是为了懿美何弘敬,但无意中可能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何弘敬的此项决定没有与作为其姻亲的粟特人商议,而这本是何弘敬应该做的。不过我们还无法确定,何弘敬的这一措施是否是出于抑制粟特集团的考虑,而这种抑制又是否对此后何全眸的被牙军逐杀负有一定责任。
    ⑥《通鉴》卷252咸通十一年八月条。
    ⑦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2—-603页。
    ①《旧唐书》卷181《罗弘信传》。
    ②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复旦大学中古史共同研究班第三次workshop,未刊稿。罗弘信家族的事例或可说明,在魏博,将领与士卒阶层的垂直流动是比较剧烈的,而正可与成德的平行流动情形相对照。
    ③参见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3—604页。
    ④《旧唐书》卷181《乐彦祯传》。
    ⑤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
    ①参见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
    ②《通鉴》卷265天佑三年正月条。
    ③《通鉴》卷265天佑三年七月条。
    [唐]蒋偕编：《李相国论事集》卷5《论魏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
    ②《旧唐书》卷145《吴少阳附吴元济传》。
    ③《通鉴》卷238元和七年八月条。
    ④《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0《方镇骄兵》,第431—-432页。
    ①参见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88-590页。
    ①《旧唐书》卷156《韩弘附李质传》。《通鉴》卷242长庆二年八月条所谓“牙兵三千人”,人数略有差异。
    ②《新唐书》卷143《郗士美传》。
    ③《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汴宋毫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赠太傅董公行状》(以下简称《董晋行状》),第582页。
    ④参见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92—597页。
    ⑤韩愈在《董晋行状》中说：“初,(刘)元(玄)佐遇军士厚,(刘)士宁惧,复加厚焉；至(李)万荣,如士宁志；及韩(惟清)张(彦林)乱,又加厚以怀之；至于(邓)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骄不能御,则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须。”(第582页)
    ①这一点在泽潞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泽潞所处的正是适合于运用步兵的太行山脉的山区地带。《通鉴》卷223永泰元年正月条载,李抱真发展泽潞步兵后,“由是天下称泽潞步兵为诸道最。”参见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82页。
    ②在泽潞与昭义合并后,其军种分布呈现出太行山地带的泽潞区以步兵为主、而骑兵则多屯驻于河北平原的邢洺区的差异。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杜立晖《新出墓志所见唐昭义军的几个问题》,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21页。
    ③《宋史》卷442《文苑四·尹源传》。
    ①参见两《唐书·地理志》。
    ②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4《幽州》,第552—575页。
    ③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65页。
    ④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15页。
    ①《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
    ②《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
    ③《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④《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幽州》建中二年条。
    ①《旧唐书》卷143《李怀仙附朱希彩传》。
    ②《通鉴》卷224大历七年七月、十月条。
    ③参见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68页。
    ④《旧唐书》卷143《朱滔传》。
    ①《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条。
    ②因为史料接着就说：“滔军于瓦桥,宝臣选精骑二千,通夜驰三百里袭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通鉴》卷225大历十年十月条。)
    ③《旧唐书》卷142《王武俊传》。
    ④参见《樊川文集》卷6《燕将录》,第99页。
    ⑤《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朱滔传》。
    ⑥《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
    ⑦参见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65-66页。该文误此事发生的时间宝历二年为大和二年。
    ⑧参见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66-67页。
    ①《李相国论事集》卷5《论魏博》。
    ②参见两《唐书·李载义传》、《杨志诚传》。
    ③参见两《唐书·张允伸传》。
    ④《旧唐书》卷143《刘怦附刘澭传》。刘澭归朝的直接原因,《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所载与两《唐书》、《通鉴》有所不同：“澭,济之弟。济继怦镇幽州,滦任瀛州刺史,与济有隙,济欲害之,母氏潜报澭,滦乃誓拔所部归阙。”(第64页)
    ①《新唐书》卷7《德宗纪》。
    ②《旧唐书》卷143《刘怦附刘源传》。
    ③参见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69页。
    ④有关雄武军地望的考证,见宿白《宣化考古三题——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八里辽墓群》,《文献》1998年第1期；张建设《唐代雄武军考》,《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8—211页：李鸿宾《唐幽州雄武军(城)位置再考》,《唐研究》第十六卷,2010年,第249—260页。
    ⑤《旧唐书》卷143《刘怦传》。
    ⑥《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
    ⑦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7《论幽州事宜状》,第322页。
    ⑧《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7《论幽州事宜状》,第322页。
    ①《通鉴》卷246会昌元年十月条。李德裕《论幽州事宜状》只言：“张绛初处置陈行泰之时,已曾唤仲武,欲让与留务。祗是衙门内一二百人未肯。仲武行至昌平县,去幽州九十里,却令归镇。”(第322页)未言“今计仲武才发雄武,军中已逐绛矣”云云。
    ②《旧唐书》卷180《张公素传》。《册府元龟》卷987《外臣部·征讨第六》曾载张公素为张仲武从弟,其于会昌三年协助后者大破回鹘。张公素为张仲武从弟一事不见于其他史料,现不取。
    ③这在张仲武的事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参见两《唐书·张仲武传》、《通鉴》卷246会昌元年闰九月、十月条。
    ④《通鉴》卷252乾符二年六月条。
    ①其实作为张仲武时代就已戍边有名的大将,到张公素时,李茂勋在幽州一镇也已待了约30年左右的时间,完全够得上为“宿将”了。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他的回鹘身份以及长期戍边的境遇反倒是阻碍其获得幽州统治权的重要障碍。因为其前任的幽州节度使多半是来自治所幽州的军人。
    ②《通鉴》卷261乾宁四年(897)九月条胡注。辽、金时代的顺圣县应当就是唐安塞军故地。(见《辽史》卷41《地理志五》([元]脱脱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金史》卷24《地理志上》([元]脱脱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③《旧唐书》卷180《张允伸传》。
    ④《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
    ⑤《旧唐书》卷180《张允伸传》。
    ⑥《旧唐书》卷180《张允伸传》。
    ⑦《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张允伸传》。
    ⑧《全唐文》卷788李俭《银青光禄大夫太子中允赠工部尚书清河张公神道碑铭》。
    ⑨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20页。
    参见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11页。
    ②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10页。
    ①《通鉴》卷260乾宁二年二月条胡注：“妫、檀诸州皆在幽州山北,亦谓之山后。”《通鉴》卷266开平元年(907)四月条胡注：“卢龙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
    ②《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7《论幽州事宜状》,第322页。《通鉴》卷246会昌元年十月条胡注据《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称：“檀州有大王、北来、保要、鹿固、赤城、邀虏、石子④七镇。”
    ③参见任爱君《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④《通鉴》卷241长庆元年六月条。 刘澭率部归朝时的情形不太一样,或者,可能也正是基于刘滦率部归朝后瀛州的军事空缺、或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刘澭事件,瀛州的驻军才改为由幽州委派。
    ①比如刘仁恭戍守蔚州安塞军的士兵很可能原先就是来自幽州的。
    ②以上所论,可参看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13—19页。
    ③亦可参看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11—13、19—-22页。
    ④《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4页。
    ⑤参见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24—-25页。
    ⑥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23页。
    参见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13页。
    ⑧参见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22—29页。
    ①《全唐文补遗》第四辑卢希逸《唐故幽州节度押衙遥摄檀州剌史知雄武军营田等事兼御史中丞耿公(宗倚)墓志铭并序》,第264页。
    ②参见《通鉴》卷253广明元年六月、七月条。
    ①《唐代墓志汇编》光启002王冠《大唐陇西李公夫人墓志铭并序》,第2518页。
    ①《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李怀仙传》。
    ②《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③《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①《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②《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当然,在两镇内部也并非没有反对“辄拒朝命”的声音,比如《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载：“魏博节度副使田庭玠谓(田)悦曰：‘尔藉伯父遗业,但谨事朝廷,坐享富贵,不亦善乎!奈何无故与恒、郓共为叛臣!尔观兵兴以来,逆乱者谁能保其家乎?必欲行尔之志,可先杀我,无使我见田氏之族灭也。’”
    ③《通鉴》卷227建中三年正月条。
    ④《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五月条。
    《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①《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②《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③《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④《陆贽集》卷11,第325—-328页。
    ⑤《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四月条。
    ①《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四月条。
    ②《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四月条。又见《李相国论事集》卷3《论镇州事宜》。
    ③《通鉴》卷238元和四年七月条。又见《全唐文》卷646李绛《论河北三镇及淮西事宜状》。
    ①参见《通鉴》卷238元和四年七月条、《李相国论事集》卷3《上镇州事》。虽然李绛的让步比宪宗更大,他不仅不赞同“割其德、棣二州更为一镇”,而且对能否实现“输二税、请官吏”,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不过据《通鉴》卷238元和四年八月条的记载,宪宗并没有接受李绛的这一主张。
    ①《樊川文集》卷5《罪言》,第88页。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1页。
    ②据《旧唐书》卷129《张延赏附张弘靖传》载,张弘靖于长庆四年去世,而姚汝能至晚在会昌年间还健在。因为据姚氏所作的《唐故试右内率府长史军器使推官天水郡赵府君(文信)墓志铭并序》载,墓主去世于会昌五年,姚汝能撰此志时署乡贡进士。(《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57页)
    ①《新唐书》卷127《张嘉贞附张弘靖传》。张澈,《旧唐书》卷129《张延赏附张弘靖传》、《通鉴》卷242长庆元年七月条皆作“张彻”。按新书此段关于张彻的事迹源于韩愈《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墓志曰：“居月余,闻有中贵人自京师至。君(指张彻)谓其帅：‘公无负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请见自辨,幸得脱免归。’即推门求出。”(《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第546页)
    ②《通鉴》卷242长庆元年七月条。
    ③《新唐书》卷127《张嘉贞附张弘靖传》。
    ④《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八月条。
    《通鉴》卷242长庆二年六月条。
    ⑥《通鉴》卷241长庆元年六月条。
    ⑦《旧唐书》卷129《张延赏附张弘靖传》。
    《旧唐书》卷129《张延赏附张弘靖传》。
    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220页。
    ③《通鉴》卷243宝历二年八月条称：“(李)载义,承乾之后也。”《旧唐书》卷180《李载义传》称李载义“常山愍王之后”。而《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李载义传》则称李载义“自称恒山愍王之后”。
    ④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第6页。
    ⑤这就是李德裕在会昌年间幽州军乱时向武宗说的：“幽州一方,自朱克融留连中使,不受赐衣,继以杨志诚累遣将吏上表,邀求官爵,自此悖乱之气,与镇、魏不同。”(《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3《论幽州事宜状》,第231页)
    ⑥《新唐书》卷211《藩镇镇冀·王景崇传》。
    ①《旧唐书》卷143《刘怦附刘总传》。
    ②《旧唐书》卷180《朱克融等传》。
    ③相关论述可参看樊文礼《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和沙陀王朝的建立》,收入张国刚主编《中国中古史论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75—481页。
    ④《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十一月条胡注。
    ⑤《通鉴》卷294显德六年五月条。
    ①[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②《金史》卷8《世宗纪下》。
    ③《宋史》卷86《地理志二》。
    ④顾炎武在《日知录》卷9《边县》中曾言：“宋元祐八年(1093),知定州苏轼言：‘……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敌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藉,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奏凡两上,皆不报。此宋时弓箭社之法,虽承平废弛,而靖康之变,河北忠义多出于此。”([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2—553页)。
    ①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磷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经》,收入中国唐代学会主编《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099—1121页。近年来对永王事件进行讨论的文章还有张振《唐永王磷事件考辩》,《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此外,在两部探讨安史之乱前后政权结构的论著中,对永王事件也有较多涉及,它们分别是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六篇《唐肃宗时期的中枢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以及林伟洲《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第三章《肃宗灵武自立与唐室政权转移》,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
    ①《新唐书》卷119《贾曾附贾至传》。
    《全唐文》卷366贾至《玄宗幸普安郡制》。该制又收入《文苑英华》卷462、《册府元龟》卷122《帝王部·征讨》。《唐大诏令集》卷36作《命三王制》,第155页。《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亦有该制的记载。《唐大诏令集》的文本与《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全唐文》三者相差较大,本文采用《全唐文》的文本,并参校《唐大诏令集》等。
    ②贾二强：《唐永王李磷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5页。
    ③《唐大诏令集》卷79《銮驾到蜀大赦制》,第455页。《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均载赦文颁布的时间为“癸未”(二日),《新唐书》卷5《玄宗纪》作“壬午”(一日),现从二日之说。参看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5页。
    ④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经》,第1110页。
    ⑤《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①《旧唐书》卷111《房绾传》。
    ②贺兰进明所谓刘氏等人为房绾“私党”之说并非子虚,因为刘秩与邓景山都是后来由房绾担当统帅的陈涛斜之战中后者辟署的重要僚佐。(参见两《唐书·房绾传》)又《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胡注以为房绾私党“盖指李岘、李承(成)式、邓景山等”,误。
    ③刘秩是一代“名儒”(《新唐书》卷78《宗室传》),刘汇是刘秩之弟(《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而邓景山则以“文吏见称”(《旧唐书》卷110《邓景山传》)。
    ①《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②《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③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经》,第1113页。
    ④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经》,第1107页。
    ⑤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经》,第1109页。
    ①《唐大诏令集》卷38贾至《册汉中王璃文》,第172—-173页。据冈野先生考证,册文的时间可能略误,不过李璃被封为汉中王应该是到达汉中以后之事则应该是没问题的。(见《论唐玄宗奔蜀之途经》,第1107页)。
    ②《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让皇帝宪传》称“宪子十九人”,现从旧传。
    ③《旧唐书》卷95《睿宗诸子·皇帝宪传》。
    ④《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延王玢传》。
    ⑤《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延王玢传》。
    ⑥《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
    ⑦参见张振《唐永王磷事件考辩》,《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2页。
    ①参见林伟洲《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第46页。
    ②据《新唐书》卷202《文艺中·萧颖士传》载,在安禄山将领进攻南阳、但潼关尚未失守时,萧颖士就已对时守襄阳的源洧言：“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则载潼关失守后,“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扶风太守)薛景仙之功也。”
    ③《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
    ④《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磷传》。
    ⑤《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磷传》。
    ①《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磷传》蔡駉作“蔡垧”。
    ②《苑咸墓志》的拓片首次揭载于《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杨作龙等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释录》收录有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一文(第147—157页),已对墓志内容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后胡可先先生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上的《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第57—67页)一文,进一步对该墓志所涉及的开天年间政治、学术诸问题做了探讨。
    ③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67页。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则言：“在李磷割据江陵期间,苑咸时任安陆郡太守,被迫到扬州赴任,因患疾病,当时未能成行。后到任不久,于至德三年(758)卒于扬州官任。”(《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55页)似对墓志文意理解有误。
    ④《李太白全集》卷11,第572页。参看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经》,第1115—1116页。又李白在乱后所作《为宋中丞自荐表》亦言：“遇永王东巡胁行。”(《李太白全集》卷26,第1218页。)《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则称赞碑主韦良宰“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钺,东巡无名。利剑承喉以胁从,壮心坚守而不动。”(《李太白全集》卷29,第1360页)
    ①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22页。
    ②参见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48—-149、153页；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64—-65页。
    ③有关庾光先事迹史料记载极略。据《旧唐书》卷187下《忠义下·庾敬休传》载,庾光先为南阳新野人。安史之乱爆发后,禄山迫以伪官,其与兄光烈,皆潜伏奔窜。光烈后为大理少卿,光先为吏部侍郎。
    ④参见《唐刺史考全编》卷195《山南东道·荆州》,第2672—-2673页。
    ⑤《旧唐书》卷112《李岘传》。
    ①《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一月条。
    ②两《唐书·肃宗纪》。
    ③两《唐书·玄宗纪》、《旧唐书》卷10《肃宗纪》、《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
    ④《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卷10《肃宗纪》、《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
    ⑤《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皆作己亥(十八日),《新唐书》卷5《玄宗纪》作庚子(十九日),现从十八日说。
    ⑥《唐大诏令集》卷30贾至《明皇令肃宗即位诏》,第117页。
    ①参见林伟洲《灵武自立前肃宗史料辨伪》,收入《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8年,第449—463页(转引自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77页注①)。
    ②亦可参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磷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5页。
    ①《全唐文》卷323。从书中“首冬渐寒”一语及所叙事迹来看,此书当作于至德元载十月。
    ②有关玄宗《命三王制》及《銮驾到蜀大赦制》两文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可参看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中的相关讨论,第262页。其中还引到了《全唐文》卷322萧颖士《为李中丞贺赦表》一文为例。
    ①正如学者的研究所揭示的,玄、肃二元格局的存在是以玄、肃两方都互相让步、妥协为前提的。就肃宗一方而言,尽管其业已即位并得到了玄宗的册命,但肃宗君臣对玄宗的法统地位仍旧得予以承认,对玄宗的权力也不敢稍有忽怠。(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67—275页)。
    ②《元次山集》卷6《为董江夏自陈表》,第85—86页。
    ③《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一月条胡注。
    ①参见顾农《关于高适“南出江汉”的一点推测》,《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28页。
    ②《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一月条。
    《李太白全集》卷29《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第1360页。
    ②《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考异》。
    ③《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二月条。《唐国史补》卷上系李翰撰《张巡传》并“上之”的时间为“上元二年(761)”(第19页),现从《通鉴》。
    ④《全唐文》卷430《进张巡中丞传表》。
    ⑤《韩昌黎文集校注》卷2,第73页。
    《集古录跋尾》卷7,收入《欧阳修全集》,第1179页。
    ⑦《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考异》。
    ①《通鉴》就是将是书系于至德元载七月条《考异》中的。
    ②《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考异》。
    ③《旧唐书》卷95《睿宗诸子·惠庄太子撝传》。
    ①参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磷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4—85页。
    ①《李太白全集》卷9,第478页。
    ②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经》,第1116页。
    ③《李太白全集》卷8,第429页。
    《永王东巡歌》第九、第十首表达扫静胡尘、收复疆土的意愿更加明显：“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第433页)“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第433—434页)
    ②《李太白全集》卷1l,第555—556页。
    ①参见《新唐书》卷202《文艺中·萧颖士传》。然其叙述时序颇有紊乱之处,可同时参看萧颖士自作的《与崔中书圆书》(《全唐文》卷323)及其死后其友人李华所作的《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全唐文》卷315)两文。
    ①《旧唐书》卷148《权皋传》。
    ②《旧唐书》卷154《孔巢父传》。
    ③《全唐文》卷315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
    ④《唐代墓志汇编》收有此方墓志的录文,录文此句作：“公励元戎以断恩,激平察以扶义。”(建中004,第1823页。)但此句在《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中则录作：“公励元戎以断恩激卒,乘以扶义。”(第63页)由于无法得睹原碑及拓本,故此句句读暂从《汇编》,文字暂从《补遗》。
    [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6页。
    ②《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胡注：“方镇位任等夷者,平牒。”
    《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江南道》：“至德二载正月十六日,置江宁郡。”时间略有不同。《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记置江宁郡的时间为“至德二年二月”,略误。据《唐会要》、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润州》等记载(第594页),至德二年于江宁县所置当为江宁郡,而非金陵郡。
    ②所以在李白《永王东巡歌》中也多次提到“金陵”这一地名。如第四首作：“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第九首作：“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李太白全集》卷8,第429、433页)
    ③此是三个月前萧颖士在写给宰相崔圆的书信中所描述的江淮军事情形,书中还说：“江淮三十余郡,仅征兵二万,已谓之劳人。”(《全唐文》卷323《与崔中书圆书》)虽说萧颖士此论并非针对永王而发,但也确实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江淮的军事面貌。
    ④《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
    《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条。
    ①《旧唐书》卷111《高适传》。
    ②《旧唐书》卷92《韦安石附韦陟传》。
    ③不过与《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磷传》的记载不同,《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永王磷传》 和《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则均载李铣有兵“千余”。
    ①《旧唐书》卷92《韦安石附韦陟传》。
    ②李磷在击斩丹阳太守阎敬之后,已经成功进驻丹阳治所丹徒县,有关此问题可参见《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考异》。
    ①《旧唐书》卷108《崔圆传》。
    ②[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卷6《器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2—63页。原文作“李广琛”,《太平广记》卷231《器玩三》“宋青春”条引此条改作“季广琛”,第1770页。
    ③[唐]戴孚撰,方诗铭辑校：《广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2页。此条辑自《太平广记》卷303《神十三》“季广琛”条,第2402页。
    ①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35—236页。
    ②《全唐文》卷367贾至《授李广璨江南防御使制》。“李广璨”当为季广琛之误。
    ①《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
    《李太白全集》卷29《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第1360页。
    ②[宋]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5《志气门》引蔡宽夫诗话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李太白全集》卷24《南奔书怀》,第1141页。
    ②《旧唐书》卷92《韦安石附韦陟传》。《新唐书》卷122《韦安石附韦陟传》作：“陟表广琛为历阳太守。”历阳当为“丹阳”之误。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②参见《唐刺史考全编》卷156《江南西道·宣州》,第2223页。
    ③[宋]王象之著,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9页。
    ④袁傪以判官陆渭将前军西讨方清等义军事,可参见宁可《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第54页。而《全唐诗》卷252亦存有王纬等人所作四首《喜陆侍御破石埭草寇东峰亭赋诗》。所以季广琛应该是会陆渭于石埭同破方清军队,并于成功后宴赏于泾县东峰亭,作诗刻石以纪其功。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⑥参见方诗铭《广异记》辑校说明,第1、7—8页。
    ①《全唐文》卷367。
    ②其实从丹阳、江陵、襄阳、豫章这些郡名上也可知这些制书作于至德二载年底前,因为《唐会要》卷68《刺史上》载：“至德元(?二)载十二月十五日,又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唐刺史考全编》卷189《山南东道·襄州》将其中牵涉窦绍、韩洪的两篇制文系于至德元载(第2582页),似提早了一年。
    ①参见《唐方镇年表》卷4《山南西道》,第650页。
    ②参见《唐方镇年表》卷6《剑南西川》,第964页。
    ③参见《唐方镇年表》卷5《荆南》,第680页。
    ④有趣的是,李白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首诗歌,就写于当时担任宣州刺史、浙西节度使的季广琛府中。(《李太白全集》卷35《李太白年谱》,第1612页)一改之前在《自丹阳南奔道中作》中的“主将动谗疑”,在《宣城送刘副使入秦》中,李白用“秉钺有季公,凌然负英姿。”来形容季广琛。(《李太白全集》卷18,第862页)在这里,李白依旧使用了他习惯使用的“秉钺”二字。
    相关史料颇多,这里暂举一例,洪迈《容斋五笔》卷3《萧颖士风节》中曾对比李白与萧颖士在永王事件中的表现：“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堕永王乱中,为终身累。颖士,永王召而不见,则过之焉。”(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57页)
    《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永王磷传》。
    这就是肃宗随后以原江东采访使李希言的副手元载取代皇甫侁暂时出任豫章太守的外在原因。(有关元载事,参见《旧唐书》卷118《元载传》)不过肃宗弃用皇甫侁也不完全是皇甫侁擅杀其爱弟的原因,更可能地则是要对玄宗有个交代。
    《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两《唐书·永王磷传》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与《通鉴》有所不同。《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磷传》的记载最为简略,只曰：“(磷)将南投岭外,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下防御兵所擒,因中矢而薨。”《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永王磷传》的记述就已有所不同了,但还是和《通鉴》略有区别：“皇甫侁兵追及之,战大庾岭,磷中矢被执,侁杀之。”
    ②不过也有学者怀疑皇甫侁的“擅杀”永王磷与被弃用一事,均与肃宗的操作有关,矛头则是针对玄宗的。(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79页)
    ③《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永王磷传》。《新唐书》卷5《玄宗纪》称：“(至德元载)十二月甲辰,永王磷反,废为庶人。”时间有误,当是事后史料被篡改所致。
    ④《全唐文》卷49代宗《即位赦文》。
    ⑤关于此事,永王败后被关押在浔阳(江州)狱中的李白曾作《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浔)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诗。(《李太白全集》卷11,第561—563页)
    ⑥因为李白此后又有《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诗、《为宋中丞祭九江文》(《李太白全集》卷22,第1043页；卷29,第1393—1394页),看来宋若思此后依然在南方一带活动。
    ⑦《李太白全集》卷26《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第1208—1217页。
    ⑧其实高适在淮南节度使任上还曾写过“《与贺兰进明书》,令疾救梁、宋,以亲诸军；《与许叔冀书》,(令)绸缪继好,使释他憾,同援梁、宋。”(《旧唐书》卷111《高适传》)所以他是见证过河南诸侯不救援睢阳的种种事迹的。
    ①《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②《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五月条。
    ③《旧唐书》卷112《李垣传》。
    ④《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①《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②《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③《唐会要》卷78《诸使中·都统》、两《唐书·李垣传》及《新唐书》卷6《肃宗纪》记载略同。而《旧唐书》卷10《肃宗纪》则称乾元元年十二月“以户部尚书李峘充淮南、浙西观察使、处置节度使。”二年正月则又称“以御史中丞崔寓都统浙江、淮南节度处置使。”《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十二月条载：“以户部尚书李垣为之(指浙东节度使),兼淮南节度使”,均有讹误。
    ④《旧唐书》卷10《肃宗纪》、《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十二月条、《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浙东》所载略有不同或错漏,现参校录之。不过据《新唐书》卷192《忠义中·张巡传》：“肃宗诏中书侍郎张镐代进明节度河南,率浙东李希言、浙西司空袭礼、淮南高适、青州邓景山四节度掎角救睢阳”及《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月条：“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两浙节度使也可能在至德二载就已设置了。
    ⑤《唐会要》卷78《诸使中·都统》：“都统之号始于此。”
    ①《全唐文》卷323萧颖士《与崔中书圆书》。
    ②《新唐书》卷131《宗室宰相·李岘传》。
    ③《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三月条。
    ①《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②《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
    ①《全唐文》卷394。
    ②《全唐文》卷336《谢浙西节度使表》。江宁军为时驻浙西治所昇州的军队,异州即“永王之乱”时所设的江宁郡。
    ③《全唐文》卷336。
    ④《全唐文》卷394令狐垣《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
    ⑤《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
    ⑥《全唐文》卷394令狐峘《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
    ⑦《旧唐书》卷10《肃宗纪》。
    ⑧朱关田：《颜真卿年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⑨《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乾元元年条载：“置浙江西道节度兼江宁军使……副使兼余杭军使”时间可能略误。
    《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②王仲异两《唐书》无传,但有关他的一小段事迹却是附于《新唐书》卷207《宦者上·程元振传》中的。
    ③《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④《旧唐书》卷52《后妃下·肃宗张皇后传》、卷11《代宗纪》。
    ①《旧唐书》卷200上《史思明传》,原作“邢廷恩”,当为“邢延恩”之误。
    ②两《唐书·房绾传》。
    ③参见《新唐书》卷136《李光弼附李光进传》、卷207《宦者上·鱼朝恩传》。
    ④《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二月条。
    ⑤《全唐文》卷385独孤及《为杭州李使君论李藏用守杭州有功表》。
    ⑥《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二月条。
    ⑦《旧唐书》卷10《肃宗纪》：“(正月)辛卯,温州刺史季广琛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作上元二年：“浙江西道观察使徙治宣州”。此处之“观察使”或为“节度使”之误。
    ①《全唐文》卷385独孤及《为杭州李使君论李藏用守杭州有功表》。
    ②《权德舆诗文集》卷20《唐故大中大夫守国子祭酒颍川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韩公行状》亦载：“乾元中,江淮凶饥,相扇啸聚,而新安郡(睦州)负山洞之阻,为害特甚。”(第312页)
    ③《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七月条。
    ④《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十月条《考异》。
    ⑤《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十月条《考异》。
    《李太白全集》卷27《饯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第1282—1288页；卷35《李太白年谱》,第1611页。
    ②《通鉴》卷222上元二年条称：“冬,十月,江淮都统崔圆署李藏用为楚州刺史。”按当时“江淮都统”已废,崔圆所任当为淮南节度使。据《唐会要》卷78《诸使中·都统》的记载,任江淮都统者仅李峘一人。另据《通典》卷32《职官十四·州郡上》“都督”条注：“上元末,省都统”(第896页),《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亦云：“都统。乾元中置,或总三道,或总五道。至上元末省。”当皆指“江淮都统”被废一事。
    ③《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十月条。
    ①《通鉴》卷222上元二年十月条。
    ②《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①确切的时间应该是建中二年至贞元二年,此处为了行文的简洁,故简称为建中、兴元时代,下文同。
    ②《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①《奉夫录》卷2。
    ②《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
    ③《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混传》。
    ④《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⑤《全唐文》卷437王纬《请停征浙西杂罚钱疏》。
    ⑥《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⑦《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⑧《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⑨《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一月条。
    ⑩《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11《旧唐书》卷129《韩混传》。
    12《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13《独异志》卷上,第9页。
    14《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15《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①《奉天录》卷2。《旧唐书》卷129《韩滉传》称“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与《奉天录》所记“以战舰三十艘”相同；而《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混传》载“造楼舰三千柁”、《册府元龟》卷446《将帅部·观望》记“造楼船战舰三千余艘”,两者数字相差极大。盖两《唐书》等记载皆本于《奉天录》,故取“三十”之数较确。
    ②将镇海军作为牙军、丹阳军作为外军的观点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的军事体制》,《唐代藩镇研究》,第84页。(又见同氏《略论唐代藩镇军事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第247页)。
    ③据《唐刺史考全编》卷142《江南东道·越州》的考证,王密于大历十四年至贞元二年担任越州刺史,两浙合并后充任浙东西团练副使(第2006页)。按“藩镇直属军的军使即由本道节度使藩帅担任,外军军使则挂节度副使衔。”(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的军事体制》,《唐代藩镇研究》,第85页)则王密应统领越州义胜军,或为义胜军使。
    ④《全唐文》卷413常衮《授崔昭宣州团练使制》。
    ⑤《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⑥《奉天录》卷2。
    ⑦《唐代墓志汇编》永贞004记载原同州押衙兼兵马使萧君,“贞元初,銮舆避狄之岁,相国韩公混辟为上将,克镇江浒。”(第1943页)
    ①《玉海》卷138《兵制·兵制三》“唐山河子弟”条,第2583页。
    ②参见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文史》1985年25期,第103页。
    ③《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
    ④《元稹集》卷52《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8页。
    ⑤《旧唐书》卷129《韩混传》。
    ①《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行状》所载董晏镇徐州当是事实,但《奉天录》卷2称“混下三千人先戍宋州”,闻之京师遭难,“即日追还”。从两《唐书·韩混传》的记载来看,所戍宋州的三千人当由大将李长荣等率领。因此《行状》所谓当时的浙西军队“镇河南冲要,坚守不退”未必尽然。
    ②《读史方舆纪要》卷21《南直三·宿州》,第1053页。
    ③《全唐文》卷680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
    ④《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
    ⑤《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
    ⑥《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
    ⑦《樊川文集》卷10《宋州宁陵县记》,第158页。
    ⑧《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
    ⑨《旧唐书》卷152《刘昌传》。
    ⑩《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
    《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条载李希烈攻李勉于汴州,“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将其众万余人奔宋州。”兴元元年正月“戊戌,加刘洽汴、滑、宋、毫都统副使,知都统事,李勉悉以其众授之。”
    ②《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二月条。《韩滉行状》对此记载略有不同,其曰：“淮南初丧节度使,大将王佋,带甲数千,夜犯城府。或出权计者,云江南兵至,佋兵遂散。杀戮甚多,士卒骄矜,争邀厚赏,率居人商旅五十万缗。符牒已行,人情恟恟,公即日遣都虞候李栖华谓兵马使张瑗等曰：‘收复上都,六军未赏,节度薨殁,岂名为功?赋敛擅兴,何人造意?’诸将引过,横调立停。”另,“王韶”之名,除《韩混行状》作“王佋”外,《旧唐书》卷146《杜亚传》作“王绍”。
    ③《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二月条。
    ④《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混传》。
    ⑤参校《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两《唐书·韩混传》、《陆贽集》卷9《韩混加检校右仆射制》(第276—277页)。
    《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滉行状》。
    ②《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
    ③《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
    ④《旧唐书》卷123《王绍传》。
    ⑤《旧唐书》卷123《王绍传》。
    ⑥《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
    ⑦《唐国史补》卷上,第26页。
    ⑧《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条。《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混传》称“船置十弩以相警捍”,与《通鉴》的“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略有不同。
    ①《奉天录》卷2。
    ②《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一月条。
    ③《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贞元元年二月。
    ④《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兴元元年十月“诏宋毫、淄青、泽潞、河东、恒冀、幽、易定、魏博等八节度,螟蝗为害,蒸民饥馑,每节度赐米五万石,河阳、东畿各赐三万石。”
    ⑤《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贞元元年四月。
    ⑥《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二月条。
    ⑦《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一月条。
    ⑧《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
    ⑨《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二月条。
    ⑩《旧唐书》卷129《韩混传》。《册府元龟》卷511《邦计部·诬誷》系其事于贞元二年,当为兴元元年至贞元元年期间。
    ①《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二月条：“庚辰,加混平章事、江淮转运使。”现据《旧唐书·德宗纪上》、两《唐书·韩混传》、《唐会要》卷87《转运使》等记载,加韩混平章事、江淮转运使一事,当在贞元元年七月。又《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为盐铁水陆运使。其年七月,以尚书右仆射韩混统之。”据《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的记载,贞元元年三月,户部侍郎、判度支元琇兼诸道水陆运使。七月,除诏加韩混江淮转运使外,德宗另以李泌为陕州长史、陕虢都防御观察陆运使,以河南尹薛珏为河南水陆运使。盖韩混七月非统盐铁水陆运使,只是任江淮转运使而已。但元绣其时是否仍兼诸道水陆运使、或己罢免该职,不得而知。不过据有关史料来看,运务之事,此时恐己多为韩混所督掌。有关韩混的此次授命,可见陆贽所撰《韩混检校左仆射平章事制》(《陆贽集》卷7,第230—232页)。
    ②《全唐文》卷370刘晏《遗元载书》。
    ③《册府元龟》卷498《邦计部·漕运》。
    ④《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四月条。
    ⑤《旧唐书》卷130《崔造传》。
    ⑥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第411页。
    ⑦《旧唐书》卷130《崔造传》。
    ⑧《册府元龟》卷483《邦计部·总序》：“藩镇领诸道盐铁始于此也”。
    ①《全唐文》卷740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
    ②《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十一月条。
    ③《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十一月条。
    ④《太平广记》卷79《方士四》“王生”条,出《异闻集》,第499—500页。
    ⑤《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十二月条。
    ⑥《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混传》。
    ⑦《旧唐书》卷129《张延赏传》。
    ⑧《新唐书》卷127《张嘉贞附张延赏传》。
    ⑨《旧唐书》卷133《李晟传》。
    ①《全唐文》卷434韩混《请伐吐蕃疏》。
    ②《旧唐书》卷129《韩混传》。
    ③从《旧唐书》卷134《马燧传》的记载来看,贞元二年冬到贞元三年春的这段时间里,吐蕃屡次遣使请盟,德宗皆不许。直到贞元三年四、五月间,德宗才同意与吐蕃会盟。亦可见《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三月条的记载。
    ④《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三月条。
    ⑤《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一月条。
    ⑥此事详见《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一月条。
    ⑦《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⑧《陆贽集》卷15《兴元论解萧复状》,第468页。
    ⑨《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一月条。
    ①《奉天录》卷2。
    ②《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五月条。
    ③《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
    ④《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
    ⑤《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
    ⑥《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②《旧唐书》卷129《韩混传》。
    ③《旧唐书》卷130《崔造传》。
    ④《旧唐书》卷130《崔造传》。
    ⑤《旧唐书》卷130《崔造传》。
    《旧唐书》卷130《崔造传》。
    ②《旧唐书》卷130《崔造传》。两《唐书·韩混传》、《册府元龟》卷511《邦计部·诬誷》略同。但此事发生的时间,当从《旧唐书·崔造传》、《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的记载,应在崔造以盐铁之任委于元琇的改革之后。
    ③两《唐书·崔造传》、《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条、《册府元龟》卷483《邦计部·褒宠》等都以为贞元二年秋韩混的运粮进京是德宗加赞其功、诏加其度支盐铁转运等使的原因。惟《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混传》以为“混既宿齿先达,颇简倨,接新进用事,不能满其意,众怨之。献羡钱五百余万缗,诏加度支诸道转运、盐铁等使。”
    ④《新唐书》卷150《崔造传》。
    《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三月条。
    ⑥《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三月条。
    ⑦《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十一月条。
    ①《旧唐书》卷130《崔造传》。
    ②《旧唐书》卷130《崔造传》。
    ③有关崔造财政改革所涉及的中央与韩混的矛盾诸问题,可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10—114页。
    ④《新唐书》卷142《柳浑传》。
    ⑤《通鉴》卷232贞元三年正月条。
    ⑥《太平广记》卷79《方士四》“王生”条,出《异闻集》,第500页。
    ⑦《旧唐书》卷133《李晟传》。
    ①《全唐文》卷964《请令浙东西依税限纳当钱奏》。
    ②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
    ③参见《权德舆诗文集》卷16《唐故鄜州伏陆县令赠左散骑常侍王府君神道碑铭并序》(第252页)、潘孟阳《祁连郡王李公墓志》(引自《唐方镇年表》卷4《河阳》所引《孟县志》,第359页)、《全唐文》卷638李翱《柏良器神道碑》。
    ④《全唐文》卷638李翱《柏良器神道碑》。
    《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贞元三年五月)戊戌,左右神策、左右龙武各加将军一员。”《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至贞元三年五月,敕左右神策将军各加二员,左右 神武将军各加一员也。”《新唐书》卷50《兵志》：“(贞元三年,)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左右龙武军加将军一员,以待诸道大将有功者。”各书记载略有不同。
    ①《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月条。
    ②《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54张台《唐故青州司户参军韦君夫人柏氏墓铭并序》,第1007页。
    ③《通鉴》卷234贞元八年十二月条。
    ④《旧唐书》卷125《柳浑传》。
    ⑤《柳宗元集》卷8《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第186页。
    ⑥《新唐书》卷159《王纬传》。
    ⑦《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①《旧唐书》卷156《于頔传》。
    ①《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转运使》皆不载“李若初”,现据两《唐书·李若初传》、《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补。此后出任淮南节度使的王播,唐末先后在荆南、浙西、淮南担任节度使的高骈也都在节度使任上兼领过该职。
    ②《旧唐书》卷146《李若初传》。
    ③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第284—285页。
    ④《通鉴》卷234贞元八年三月条。
    ①《通鉴》卷234贞元八年四月条。
    ②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第282页。
    ③关于顾况事,详见傅璇琮《顾况考》,收入氏著《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96—426页。
    ①任育才：《唐德宗奉天定难及其史料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12页。
    ②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③《奉天录》卷2。
    ④《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混行状》。
    ⑤《全唐文》卷528顾况《太尉晋国公韩混谥议》。
    ⑥《唐国史补》卷上：“韩晋公自江东入觀,气概杰出。”(第27页)卷下：“宰相自张曲江之后,称房太尉、李梁公为重德。德宗朝,则崔太傅尚用,杨崖州尚文,张凤翔尚学,韩晋公尚断,乃一时之风采。”(第49页)
    ⑦《独异志》卷上：“韩晋公混镇浙西,威令大行。”第9页。
    ⑧引自《太平广记》卷143《征应九》“韩混”条,第1031页。
    对韩混在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之初由判度支改为太常卿,又出为晋州刺史的这段调任经历,《旧唐书》卷129《韩混传》的记载是：“混弄权树党,皆此类也。俄改太常卿,议未息,又出为晋州刺史。”而《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混传》的解释却是：“德宗立,恶混掊刻,徙太常卿。议者不厌,乃出为晋州刺史。”当然,两说并非完全矛盾,也可能所言皆是确有其事。
    ②《太平广记》卷79《方士四》“王生”条,出唐末陈翰所撰《异闻集》,第500页。
    ③引自《太平广记》卷19《神仙十九》“韩滉”条,第132—133页。
    ④[清]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卷28韦绚《戎幕闲谈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87页。
    ①参见陆扬《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唐研究》第八卷,2002年,第225—226页。而本文对韩混形象的分析或许也可以作为陆扬先生观点的一个例证。
    ②《旧唐书》卷129《韩混传》。
    ③《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混传》。
    ④《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混传》。
    ⑤《旧唐书》卷129《韩混传》。
    ①《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混传》。
    ②《读通鉴论》卷24《德宗十三》,第841页。
    ③[清]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0页。
    ④陆扬：《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唐研究》第八卷,2002年,第225页。
    ①作者认为不能将李锜事件看作为叛乱之举,因为从其前后行事来看,李锜未必真有决心与中央公开对抗。一个在德宗朝的浙西长期任职、利益所在全在江南、并在德宗姑息政策下牢享宠渥的地方观察使,原以为在宪宗上台后可以按照既有的政治模式来维系其在地方的利益,却没料到政策变化之迅速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结果不但没能达到为“图久安计”的目的,反而陷于被动,被迫兵变。(《唐研究》第八卷,2002年,第225—256页。)陆扬先生主张要从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去判断它内部的复杂性,其观点颇值得重视。因为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显然都把李锜描绘成一个处心积虑、早有反意的藩帅,但往往忽视了急剧的政治变革对促成其谋反的作用。
    《旧唐书》卷112《李国贞附李锜传》。
    ②《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锜传》。
    ③《旧唐书》卷112《李国贞附李锜传》。
    ④《旧唐书》卷112《李国贞附李锜传》。
    《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镐传》。
    ⑥《旧唐书》卷112《李国贞附李锜传》。
    ⑦《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锜传》。
    ⑧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6页。
    ⑨《新唐书》卷146《李栖筠附李吉甫传》。
    ①《韩昌黎文集校注》卷6《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第390—391页。
    ②《全唐文》卷640。
    ③事实上,正如陆扬先生所指出的,李锜幕僚中的裴度、卢坦诸人此后都成了元和时代的重要人物。(参见《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唐研究》第八卷,2002年,第241页)。
    ④《通鉴》卷237元和二年九月条。
    ⑤《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锜传》。
    ①有关士卒诛杀王澹一事与颁给冬服的关系,承蒙陆扬先生提供意见,特表感谢。而《全唐文》卷737沈亚之《李绅传》中确也记载说：“曾留后使王澹专职为锜具行,锜蓄怒始发于澹,阴教士食之。初士卒当劳赐者,皆会府中受赐。与中贵人临视,次至中军,士得赐者俱不散,齐呼曰‘澹逆可食。’”此处之“中军”恐当指以牙军为主的润州官健。
    ②《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锜传》。
    ③《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锜传》。
    ④《通鉴》卷237元和二年十月条。
    ⑤《全唐文》卷682牛僧孺《昭义军节度使辛公神道碑》。
    ⑥《柳宗元集》卷23《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第611页。
    ⑦有关李幼清,参见《唐刺史考全编》卷147《江南东道·睦州》,第2103页。
    ⑧《柳宗元集》卷23《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第611页。
    ①《旧唐书》卷112《李国贞附李锜传》。
    ②《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锜传》。
    ③《新唐书》卷129《裴守真附裴行立传》。
    ①《新唐书》卷158《张建封传》。
    ②《新唐书》卷158《张建封传》。
    ③《新唐书》卷158《张建封传》。
    ④《读史方舆纪要》卷21《南直三·凤阳府》,第1004页。
    《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⑥《册府元龟》卷374《将帅部·忠五》。
    ⑦《元稹集》卷52《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以下简称《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7页。
    ⑧《新唐书》卷158《张建封传》。
    ①《旧唐书》卷140《张建封传》。
    ②《旧唐书》卷140《张建封传》。
    ③《元稹集》卷52《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8、567页。
    ④《元稹集》卷52《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所载张子良“以师二万归于润”(第567页),《册府元龟》卷374《将帅部·忠五》载：“张惜之难,子良以其众千余奔于浙西。团练使王纬表加兼御史中丞,仍 厚抚其军士,牙门百职子良必兼历焉。”元稹碑文中此数字出于张子良其子之告,元稹又为当时人,应不至有太大的错误。《册府元龟》该条云“团练使王纬表加兼御史中丞”,按张子良率众赴浙的时间应为贞元十六年徐州军乱后,而浙西团练使王纬早在贞元十四年就已卒于任上,不仅如此,其后任团练使李若初也已于贞元十五年卒于任上,此时的浙西团练使应已为李锜。在这点上,《册府元龟》的记载是有问题的,但关于张子良所率士兵的数目,参照当时兵马使领兵的相关史料以及浙西在韩混统率下领有江东十五州的全盛时期,当镇也只有三万军队来看,绝不至于有二万之多。
    ①《元稹集》卷52《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8页。
    ②《元稹集》卷52《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8页。
    ③《新唐书》卷146《李栖筠附李吉甫传》。④《元稹集》卷52《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7页。
    ⑤两《唐书·李锜传》误将浙西复置镇海军的时间系于德宗下,与此时浙西陡然多出这样一支来自徐州的军队不知是否有关,仅备一说。
    ⑥《新唐书》卷146《李栖筠附李吉甫传》。
    ①《元稹集》卷52《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8页。
    ②《新唐书》卷146《李栖筠附李吉甫传》。
    ③《全唐文》卷62宪宗《平李锜德音》。
    ④《元稹集》卷52《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7页。
    ⑤《册府元龟》卷374《将帅部·忠五》。
    ⑥《元稹集》卷52《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8页。
    ⑦《元稹集》卷52《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8页。 甚是跋扈了。
    0参见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7页。
    ②《旧唐书》卷112《李国贞附李锜传》。
    ③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608页。
    ④《韩昌黎文集校注》卷6《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第369页。
    ⑤《元稹集》卷31《代谕淮西书》,第360页。
    ①别将庾伯良,《通鉴》卷237元和二年十月条作牙将“庚伯良”,两者应为一人无误。
    ②《新唐书》卷146《李栖筠附李吉甫传》。 裕文集校笺》别集卷5《奏银妆具状》,第510—512页等。
    ①这在韩混与李锜担任镇海军节度使的时代体现得最为明显。
    ②诸如武宗会昌六年(846)的浙西未遂军乱(参见《通鉴》卷248会昌六年九月条)、大中九年(855)的浙东军乱(参见《通鉴》卷249大中九年七月条)、以及大中十二年的湖南军乱(参见《通鉴》卷249大中十二年五月条),都是因节帅待将士不以礼而引起的。
    ③《旧唐书》卷165《柳公绰附柳璧传》中就径直称“诗人韩琮”。《新唐书》卷60《艺文志四》亦录有“《韩琮诗》一卷。”
    ④以当年浙西的几位将领柏良器、王栖曜、李长荣、张子良为例：《唐故卫尉卿赠左散骑常侍柏公墓志铭》载柏良器之子柏元封之语：“予家世儒也。昔予大父以射策甲科,授获嘉令。禄山陷东都,围获嘉,持印不去,为贼所害。故吾父痛吾祖之不终,遂学剑从戎,将复仇以快冤叫。”(《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8郭捐之,第910页)。柏良器之女柏苕的墓志中也记载,其父后为神策大将军,“礼贤下士,如韩愈、李观辈,旦夕游处门下。”(《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54张台《唐故青州司户参军韦君夫人柏氏墓志铭》,第1007页)。与柏良器同任浙西将领的王栖曜出身与其相似,其家也世代“用儒行自守”。(《权德舆诗文集》卷16《唐故鄜州伏陆县令赠左散骑常侍王府君神道碑铭并序》,第251页)。王栖曜在苏州时,“尝与诸文士游虎丘寺,平野霁日先一箭射空,再发贯之,江东文士自梁肃以下歌咏焉。”(《册府元龟》卷846《总录部·善射》)。而梁肃正是当时江东的文坛领袖。而另一将领李长荣,则很可能就与刘禹锡之父、当时从事于浙西的刘绪是执友,而刘绪本人也是一位精通儒学、擅长文章的优秀人物。(参见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15页)。至于张子良,则同样出身官宦之家,其墓志铭中称其“少学读经史子,至古今成败之言,尤所穷究。”(《元稹集》卷52《唐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第567页)。
    ⑤宪宗于削藩战争胜利后(即宪宗朝末年)所进行的几项旨在加强中央权力、打击藩镇势力的改革,比如非常重要的元和十四年(819)的军队改革,由于在其于元和十五年(820)去世后,其继任者没有充分的实力和精力来进一步巩固和推进,导致这些意在全国推行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被一些藩镇所贯彻执行,或者说在一些地区贯彻得并不彻底。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改革的成效在南方地区却被长期有效地保持着。(参见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5—178页；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第256—260页)。
    ①大泽正昭：《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收入《柳田节子先生古稀记念——中国の传统社会と家族》,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131页。
    ②有关唐末五代“土豪”的研究颇多,除了本文引用的松井秀一与大泽正昭的两文外,尚有栗原益男《关于唐末的土豪地方势力——四川韦君靖的事例》,《历史学研究》243,1960；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四川——以官僚统治与土豪的出现为中心》,《史学杂志》73：10,1964；菊池英夫《节度使权力与所谓土豪层》,《历史教育》14：5,1966；伊藤正彦《唐代后半期的土豪》,《史潮》97,1966；清木场东《唐末·五代土豪集团的解体——吴政权土豪集团的事例》,《鹿大史学》28,1980；伊藤宏明《关于唐末五代时期江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大泽正昭《唐末·五代“土豪”论》,《上智史学》37,1992等。
    ③大泽正昭：《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第132页。
    ④大泽正昭：《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第134页。
    比如杜希德先生曾经在论述这一阶层的重要性时就说：“地方利益真正的中心位于州、县城以外的乡村。在这里,刺史与县令的权力,只有得到势族及其广大分支血统的地方优异分子的同意,才得以运作自如,势族以其影响力与名望,被称之为‘豪家’或‘健吏家’,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州政府的官员在整个地区并不全然实施直接统治。”(见杜希德著,张荣芳译《唐代藩镇势力的各种类型》,《大陆杂志》第66卷第1期,1983年,第40页。)这批在乡村中拥有相当实力、并一定程度地把持乡里社会、甚至与州县下级官吏颇有关联的“势族”被杜希德先生称为地方士绅。而张泽咸先生则依据史料中的一种说法,将他们称为“形势户”,而与他们相对的就是“衣冠户”。(见《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兼论唐代徭役的复除 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5—174页。)
    ①大泽正昭：《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いて》,第135页。
    ②参看周殿杰《肃代之际的江淮和大历财政改革》,收入中国唐史学会编《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4—-245页。
    ③《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混传》、《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④关于九世纪后江淮土豪问题的讨论,以松井秀一先生重要的学术论文《唐代后半期の江淮について——江贼及び康全泰·裘甫の叛乱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66：2,1957)一文论述最详。此外,相关问题的论述亦可参见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兼论唐代徭役的复除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三辑。同氏《唐代的力役》,《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陈勇《唐代长江下游大地产的发展》,收入氏著《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第176—199页等。
    ①如《全唐文》卷73文宗《罢军将兼充文职诏》、卷74文宗《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卷78武宗《加尊号赦文》、《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均有相关问题的涉及。
    ②一直到僖宗乾符二年(875)颁布的《南郊赦文》(《全唐文》卷89)中,唐廷仍在对上述问题进行重申。
    ③长庆二年韩愈对判度支张平叔变革盐法的驳斥就是体现这一矛盾的事例,参见《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论变盐法事宜状》,第652—653页。
    ④对于农民层的分解、及其与土豪层结托的研究,参见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の江淮について——江贼及び康全泰·裘甫の叛乱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66：2,1957,堀敏一《唐末の变革と农民层分解の特质》,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史の视点——私の中国史学(一)》,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
    ⑤有关“江贼”问题的讨论,参见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の江淮について——江贼及び康全泰·裘甫の叛乱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66：2,1957,第111—115页；堀敏一《唐末の变革と农民层分解の特质》,第117—120页。
    ②杜希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697页。
    ③有关钱鏐早年的经历,可参见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53页。
    ①[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0页。
    ①此文原载《陕西历史学会会刊》1981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314—348页。
    ①有关河西、陇右残军入驻河东,并主导河东政局的论述可参见黄寿成《唐肃宗时河东朔方兵变事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①《樊川文集》卷5,第91—92页。
    ②杜希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93页。
    ③杜希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93页。
    ④杜希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93页。
    ①杜希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94页。
    ②学界对于“关中本位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与之密切相关的“关陇集团”层面,相关研究可参见《二十世纪唐研究》“关陇集团”条目下的介绍,第25—-27页。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比如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张攀《陈寅恪“关陇集团”说的学术史考察》,复旦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黄富源《陈寅恪唐初关陇集团说新解》,《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1期；曹印双《试析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概念》,《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5年第2期；贾海燕《陈寅恪先生“关陇集团理论”解析》,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最近对陈氏“关中本位政策”进行梳理的则是李万生《说“关中本位政策”》,《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③参见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8—132页。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
    ④参见傅乐成《汉代的山东与山西》,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65—79页。仇鹿鸣《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史林》2004年第5期等。
    参见杜希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69—-470页。
    ②有关幽州镇在中晚唐时代在抵御东北外族入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参见黄永年《范阳节度与奚、契丹》,《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308—313页。
    ①于鹤年：《唐五代藩镇解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二十五期,1935年3月8日。
    《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巳月条。
    ②《旧唐书》卷184《宦官·程元振传》。
    ③《全唐文》卷419。
    ①《册府元龟》卷131《帝王部·延赏第二》。
    ②有关论诚节事,参见《全唐文》卷479吕元膺《骠骑大将军论公(惟贤)神道碑铭并序》。关于论氏家族的事迹,亦可参见正文中的相关论述。有关钳耳大福事,可参见两《唐书·哥舒翰传》
    ③《旧唐书》卷10《肃宗纪》载：“癸亥(十九日),上自凤翔还京。”
    ①《旧唐书》卷134《宦官·李辅国传》。
    ②《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四月条。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②《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③《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④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82页；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篇十一《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上：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第385—387页。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3页。
    ⑥《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⑦《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两《唐书·代宗纪》。
    ①参见《唐会要》卷1《帝号上》。
    ②不管子仪在接到诏命时是否在第一时间就赶往咸阳部署军队。
    ③此事不可能发生在吐蕃不久后退出长安的路程中,因为吐蕃是从西面的凤翔方面撤出的。
    ①《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②《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③《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④《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一月条。
    ⑤参见《旧唐书》卷119《常衮传》。
    ⑥有关孔光事,参见《汉书》卷81《孔光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有关邓弘事,参见《后汉书》卷16《邓禹附邓弘传》([宋]范哗撰,[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①有关《代宗实录》的编撰,可参见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第125—126页。
    ②代宗是先在华阴得到鱼朝恩军队的迎驾,再一同东趋陕州的。(参见两《唐书·代宗纪》、《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③参见《唐方镇年表》卷8《华州》,第1145—1149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元]脱脱等撰：《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元]脱脱等撰：《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吴廷燮撰：《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宋]王应麟辑：《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宋]王象之著,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唐]戴孚撰,方诗铭辑校：《广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唐]赵元一撰：《奉天录》,《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唐]李肇撰：《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唐]赵璘撰：《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唐]蒋偕编：《李相国论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李冗撰,张永钦、侯志明点校：《独异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唐]苏鄂撰：《杜阳杂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唐]裴庭裕撰,田廷柱点校：《东观奏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
    [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清]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唐]王维撰,[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唐]高适著,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唐]元结著,孙望校：《元次山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唐]韦应物著,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唐]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唐]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唐]柳宗元撰：《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唐]杜牧著：《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宋]欧阳修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
    [宋]阮阅：《诗话总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宋]赵明诚著,刘晓东、崔燕南点校：《金石录》,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
    [清]沈涛撰：《常山贞石志》,《历代碑志丛书》第1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1—8)、(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2005—2006年
    赵力光等编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卞孝萱、卞敏著：《刘禹锡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陈明光著：《唐代财政史新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
    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陈勇著：《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陈志坚著：《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岑仲勉著：《隋唐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英]杜希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英]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傅乐成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
    傅璇琮著：《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韩国磐著：《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胡如雷著：《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黄永年编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何永成撰：《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
    何勇强著：《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贾志刚著：《唐代军费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美]李峰著,徐峰译,汤惠生校：《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李鸿宾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李锦绣著：《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李廷先著：《唐代扬州史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柳立言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林文勋,谷更有著：《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林伟洲著：《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
    缪钺著：《杜牧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任士英著：《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任育才著：《唐德宗奉天定难及其史料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史念海著：《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史念海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唐长孺撰：《唐书兵志笺正》,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唐长孺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王寿南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
    严耕望撰：《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
    严耕望撰：《唐代交通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郁贤皓著：《唐刺史考全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朱关田编著：《颜真卿年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
    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张国刚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张国刚著：《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张泽咸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堀敏一著：《中国古代史の视点——私の中国史学(一)》,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
    日野开三郎著：《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东京：三一书房,1980年
    陈勇、李华锋《关于淮西之役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杜立晖《新出墓志所见唐昭义军的几个问题》,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英]杜希德著,张荣芳译《唐代藩镇势力的各种类型》,《大陆杂志》第66卷第1期,1983年
    方积六《论唐代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文史》1985年25期
    方积六《关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
    冯金忠《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樊文礼《试论唐河朔三镇内外矛盾的发展演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樊文礼《唐代平卢淄青节度使略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樊文礼《唐淮西节度使略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樊文礼《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樊文礼《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和沙陀王朝的建立》,收入张国刚主编《中国
    中古史论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收入杨作龙等编《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顾农《关于高适“南出江汉”的一点推测》,《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经》,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黄利平《唐京西北藩镇述略》,《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
    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
    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64本第1分
    黄寿成《唐代河北地区神策行营城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
    黄寿成《唐肃宗时河东朔方兵变事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贾二强《唐永王李磷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
    姜密《唐代成德镇的割据特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中译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
    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李鸿宾《唐幽州雄武军(城)位置再考》,《唐研究》第十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李松涛《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收入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李松涛《试论安史之乱前幽州防御形势的改变》,收入《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李显辉《唐代藩镇使府节度行军司马考论》,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陆扬《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唐研究》第八卷,2002年
    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唐研究》第四卷,1998年
    孟宪实《唐前期军镇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
    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宁可《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仇鹿鸣《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史林》2004年第5期
    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复旦大学中古史共同研究班第三次workshop,未刊稿
    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
    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齐勇锋《中晚唐五代兵制探索》,《文献》1988年第3期
    [日]日野开三郎著,唐华全摘译《安史之乱与唐朝东北政策的后撤》,《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
    伍伯常《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藩镇战略格局的形成》,《东吴历史学报》第六期,2000年
    吴光华《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收入《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王赛时《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
    王赛时《唐朝军队结构的变化与骄兵悍将的形成》,《齐鲁学刊》1988年第5期
    王赛时《唐代中后期的军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王赛时《唐代职业军人的谋生途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王永兴《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收入《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
    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任爱君《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宿白《宣化考古三题——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八里辽墓群》,《文献》1998年第1期
    [日]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收入史念海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 究所,1998年
    宋强刚《唐代藩镇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
    孙慧庆《唐代治理东北边疆的重要机构平卢节度使》,《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
    孙慧庆《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
    吴立余《略论元和初期李巽的盐法漕运改革》,《清华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
    薛平拴《试论开元天宝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唐都学刊》1992年第3期
    于鹤年《唐五代藩镇解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二十五期,1935年3月8日
    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
    杨晓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收入《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曾代伟《元和削平藩镇淮西述论》,《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周殿杰《肃代之际的江淮和大历财政改革》,收入《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张国刚《唐代的健儿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张国刚《唐代团结兵问题辨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张国刚《略论唐代藩镇军事制度的几个问题》,收入段文杰、茂木雅博主编《敦
    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收入李鸿宾主编《隋唐对河
    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
    张建设《唐代雄武军考》,《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张天虹《“河朔故事”再认识：社会流动视野下的考察——以中晚唐五代初期为中心》,收入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张振《唐永王磷事件考辩》,《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张正田《唐代成德军节度使之变动——安史乱后初期(781—789)河北中部军政形势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2004年
    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兼论唐代徭役的复除问题》,《中华文史论丛》 1980年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泽咸《唐代的力役》,《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曾瑞龙、赵雨乐《唐宋军政变革史研究述评》,收入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赵振华《唐薛兼训残志考索》,《唐研究》第九卷,2003年
    #12
    #12
    高濑奈津子《第二次大战后の唐代藩镇研究》,收入堀敏一著《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经济》,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
    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史学杂志》68：12,1959
    松井秀一《裴垍の税制改革《にっいて》,《史学杂志》76：7,1967
    小烟龙雄《神策军の建立》,《东洋史研究》18：2,1959
    小烟龙雄《神策军の发展》,收入《田村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京都,1968年
    中砂明德《后期唐朝の的江淮支配——元和时代の一侧面》,《东洋史研究》47：1,1988
    ①原字为竹下加田、共组成
    ②原字为(?)右加曳组成
    ③原字为日右加胃组成
    ④《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原字为卤右加亢组成,《通鉴》卷246会昌元年十月条胡注原字为齒右加亢组成。
    ⑤原字为革右加录组成
    ⑥原字为(?)右加由组成
    ⑦原字为(?)下加禹组成
    ⑧原字为(?)右加隽组成
    ⑨原字为弁右加页组成
    ⑩原字为戚右加系组成
    (11)原字为山下加额组成
    (12)原字为云右加(?)组成

© 2004-2018 中国地质图书馆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469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129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邮编：100083

电话：办公室：(+86 10)66554848；文献借阅、咨询服务、科技查新：6655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