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中回鹘文题记劄记（二）
摘要
<正>序言敦煌地区石窟(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等)的壁画中,保存多种文字书写的题记,有汉文、藏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等。在诸多文字题记中,笔者将前期的研究继续推进,调查公元10～14世纪的古回鹘文及其公元13～14世纪的蒙古文题记资料。这些题记资料和笔者在前文(1)介绍的一部分调查成果一样,是阐明10～14世纪敦煌地区的历史,特别是以敦煌石窟为中心的回鹘佛教徒信仰、巡礼形式等的珍贵资料。
引文
(1)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銘文に关する箚记》，《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篇》第30號，2013年，第29~50页。
(2)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团と西ウイグル王国》，《内陆アジア史研究》第15号，2000年，第21~36页；森安孝夫：《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森安孝夫（编）《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ヘ》，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第527~529页。
(3)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团と西ウイグル王国》，《内陆アジア史研究》第15号，2000年，第25页；《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谢静、谢生保：《敦煌石窟中回鹘、西夏供养人服饰辨析》，《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第82页；竺小恩：《敦煌石窟中沙州回鹘时期的回鹘服饰》，《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38~42页。
(1)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
(2)森安孝夫：《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
(3)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銘文に关する箚记》，《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篇》第30號，2013年，第30~33页。
(4)这身供养人像很长时间被看做是“西夏王”，但因与吐鲁番地区的西回鹘供养人像的装束一致，现在大多数观点认为是描绘“沙州回鹘时期”的“回鹘王”。森安孝夫：《柳宗玄、金冈照光（編）<敦煌石窟寺院>》（书评），《季刊东西交渉》1-3,1982年份，第28页；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团と西ウイグル王国》，第22页；L.Russell-Smith,Uygur Patronage in Dunhuang:Regional Art Centres on the Northern Silk Road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Leiden/Boston,2005,pp.69-70,231-232；谢静、谢生保：《敦煌石窟中回鹘、西夏供养人服饰辨析》，第82页；森安孝夫：《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第524页；竺小恩：《敦煌石窟中沙州回鹘时期的回鹘服饰》，第38~42页。
(5)森安孝夫报告称2007年再次调查时，这个il~el的单词无法判读（森安孝夫：《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第524页）。这是不实，因为调查不全。
(1)《宋会要辑稿》蕃夷4·龟兹：“龟兹，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自称师子王……或称西州回鹘，又称龟兹回鹘，其实一也。”北京：中华书局，第7720页；《宋史》卷四九○·外国传·龟兹（北京：中华书局，第14123页）也同样记载。
(2)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31/32，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1991年，第183~185页。
(3)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京都：彙文堂书店，1955年，第359~360页；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团と西ウイグル王国》，第27页。
(4)森安孝夫：《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第524页。
(5)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銘文に关する箚记》，第30~33页。
(6)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から見た安史の乱》，《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7,2002年,第117~170页;茨默（P.Zieme）：《有关摩尼教开教回鹘的一件新史料》，《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第1~7页;Zhang Tieshan（张铁山）、P.Zieme,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64-2,2011,pp.129-159;森安孝夫：《东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新展开》，《东方學》126,2013年,第142~124页。
(1)高楠順次郎、渡辺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経》，东京：大藏出版，Vol.12,No.360。
(2)G.Kara/P.Zieme,Die uigurischenübersetzungen des Guruyogas“Tiefer Weg”von Sa-skya Pa??ita und der Ma?ju?rīnāmasa?gīti(Berliner Turfantexte VIII),Berlin,1977,Text B;G.Kara,Weiteresüber dir uigurische Nāmasa?gīti.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8,1981,p.233;J.Elverskog,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Silk Road Studies I).Turnhout,1997,pp.114-116.
(3)Y.Kasai,Die uigu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Berliner Turfantexte XXVI).Turnhout,2008,Nr.48;中村淳：《元代大都敕建寺院の寺产》，《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71,2013年，第16~17页。
(4)森安孝夫：《元代ウイグル佛教徒の一书简》，护雅夫編：《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209~231页;J.Hamilton,étude nouvelle de la letter Pelliot Ou?gour 16 Bis d’un bouddhiste d’époque mongole.In:A.Cadonna(ed.),Turfan and Tun-huang:The Texts,Firenze,1992,pp.97-121,+5pls.
(5)G.Kara,Weiteresüber dir uigurische Nāmasamgīti.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8,1981,pp.233,+Tafn.XV-XVIII;P.Zieme,AFragment of the Chinese Ma?ju?rīnāmasamgīti in Uigur Script from Turfan.《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1,1996年，pp.1-14,+Xpls.庄垣内正弘：《ロシア所藏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年，第1~26页。
(1)小田寿典：《ウイグル文文殊師利成就法の断片一叶》，《东洋史研究》33-1,1974年，第86~109页,+1pl.
(2)Abdurishid Yakup,Uighurica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In:St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asahiro Shōgaito’s Retirement,Kyoto,pp.24-27,2006;Yukiyo Kasai,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Berliner Turfantexte XXVI).Turnhout,2008,Nr.11.
(3)P.Zieme,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Berliner Turfantexte XIII),Berlin,1985,Nr.32.
(4)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3~263页。
(5)松井太：《东西チャガタイ系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佛教徒》，《内陆アジア史研究》23，第37页。
(6)杨富学：《回鹘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考》，郑炳林、花平宇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1~447页。
(7)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銘文に关する札记》，第29~50页，铭文4D,4E。
(1)莫高窟第61窟东壁，西夏时期“上座□□姚/巡礼山寺到/天庆五年四月廿日”（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页）；(3)莫高窟第464窟，西夏时期“大宋阆州阆中县锦屏见在西凉府贺家寺住坐/游礼道沙州山寺宋师父杨师父等”（《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74~175页）；莫高窟第108窟主室东壁“大德拾年十月十三日赵德秀至山寺礼拜”（《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53页）；莫高窟第45窟东壁“僧人刘祖到？山寺焚香礼拜；至顺二年四月初一日道（到）了山寺记耳笔（《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6页）；莫高窟第98窟主室南壁“至正四年四月十五日云/游山寺圣□”焚香记耳”（《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48页）。
(2)荒川慎太郎：《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仏洞西夏文题记译注》，荒川慎太郎編：《西夏時代の河西地域における历史、言语、文化の诸相に关する研究》科研费报告书（No.19520598），第53页；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古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12页。
(3)G.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Oxford,1972,p.502;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アビダルマ论书の文献学的研究》，京都：松香堂，2008年，第648页。
(1)J.Hamilton,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goure.Paris,1971,p.15;A.v.Gabain,Alttürkische Grammatik,3.ed.,Wiesbaden,1974,p.49。
(2)笔者在旧文中，关于这条八思巴文的题记，引用2006年9月实地调查结果的一部分（松井太：《东西チャガタイ系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佛教徒》，《内陆アジア史研究》23，第37页）。但是现在“真实名经namasa?g[i](d)”的地方已无法判读。
(3)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东京：平凡社；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2页。
(4)段文杰编：《中国壁画全集?敦煌9：五代、宋》，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图115；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57。
(1)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第257页。
(2)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第256页。
(3)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第261页。
(4)赖富本宏：《五台山の文殊信仰》，《密教学研究》18,1986年，第93~112页。
(5)日比野丈夫：《敦煌の五台山図について》，《佛教艺术》34,1958年，第75~86页；D.C.Wong,A Reassessment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Mt.Wutai from Dunhuang Cave 61.Archives of Asian Art 46,1993,pp.27-52；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88~107页。
(6)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M.A.Cartelli,On a Five-Colored Cloud:The Songs of Mount Wuta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4-4,2004,pp.735-757；高田时雄：《丁类?五台山讚?小注》，高田时雄编：《涅瓦河辺谈敦煌》，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2年，第6页。
(1)J.Hackin,Formulaire sanscrit-tibétain.Paris,1924,p.40；熊本裕：《西域旅行者用サンスクリット=コータン语会话练習帐》，《西南アジア研究》28,1988年，第53~82页；高田时雄：《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发見写本から見た敦煌における多言语使用の概观》，桑山正進編：《石窟寺院の成立と変容》，京都大学，2002年，第3~4页；高田時雄：《李盛铎旧藏写本《驿程记》初探》，《敦煌写本研究年报》5,2011年，第3~6页。
(2)公维章：《西夏时期敦煌的五台山文殊信仰》，《泰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4~21页；杨富学：《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第14~22页。
(3)P.Zieme,Three Old Wutaishanzan Fragments.《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7,2002年，第223~239页。
(4)M.Shōgaito,S.Fujishiro,N.Ohsaki,M.Sugahara and A.Yakup,Chinese Text Written in Uighur Script U5335:A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herited Uighur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Berliner Turfantexte XXXVI).Turnhout(in press).
(5)M.Pchelina：《オルデンブルグ?コレクション》，田辺胜美、前田耕作編：《中央アジア》（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东京：小学馆，1999年，第325~326页。
(6)关于回鹘文uday词语的用法，在居庸关保存的用梵文、藏文、蒙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六体合璧碑文中也可以作为佐证。回鹘文uday的藏文对是译rtse inga“五个顶”，即五台山（ri bo rtse inga）的略称。这个对译明显回鹘文uday是“五台”的音写，意为五台山，这是不可动摇的结论。参见村田次郎编：《居庸关》，京都：京都大学工学部，1957年，第228、238、263、276页。对于这一词语的用法，R?hrborn/Sertkaya提出与梵文udaya“the eastern mountain(behind which the sun is supposed to rise)有关，杨富学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是从回鹘佛教徒的文殊信仰、五台山信仰的观点变换而来，是“五台”的音写。但是，他们都没有关注到居庸关藏文、回鹘文对译例证。
(7)关于回鹘佛教徒的巡礼圈，参照拙稿（Dai Matsui,Revising the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23,2008年，第27~29页;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銘文に关する箚记》，第38~44页．
(8)P.Zieme,Three Old Wutaishanzan Fragments，第223~234页。
(1)百済康义：《妙法蓮華経玄賛のウイグル訳断片》，護雅夫編：《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185~207页。
(2)P.Zieme,Three Old Wutaishanzan Fragments，第223~239页，文书A。
(3)日比野丈夫、小野胜年：《五台山》，东京：座右宝刊会，1942年，第85~91页；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上、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0~546页。
(4)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42页；福田洋一：《サキャ派と元朝の关係》，福田洋一、石滨裕美子：《西藏佛教宗义研究第4巻：トゥカン?一切宗义?モンゴルの章》，东京：东洋文库，1986年，第32、42页。
(5)福田洋一：《サキャ派と元朝の关係》，第64~65页；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第65~70页。
(6)《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长庆4年（824)9月“（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参见日比野丈夫、小野胜年：《五台山》，东京：座右宝刊会，第63~64页。
(7)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49页；中村淳：《元代法旨に見える历代帝師の居所》，《待兼山论丛》史学篇27,1993年，第59页。
(8)松井太：《东西チャガタイ系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佛教徒》，《内陆アジア史研究》23,2008年，第37~41页。中译：松井太著，杨富学、刘宏梅译：《东西察合台系诸王家与回鹘藏转佛教徒》，俄军、杨富学编：《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6~116页。
(9)蒙古时期，baγsi是对非汉族地位高的宗教人物的称号（即汉语的八合失、八合赤、八合识、八哈室、八哈石），参照中村淳、松川节：《新発見の蒙漢合少林寺聖旨碑》，《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8,2013年，第73~75页。
(1)杨富学：《回鹘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考》，郑炳林、花平宇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6页;中村淳：《元代大都敕建寺院の寺产》，《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71,2013年，第22页。
(2)11世纪以后，回鹘佛教界的最高领袖称号用回鹘文表示?az?n ayγuc?，汉译沙津爱忽赤、沙津爱护持或即“教义总统”（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佛教のクロノロジー》，《佛教学研究》62/63,2007年，第16~19页），即使到了蒙古时代，也活跃在帝国佛教界的中心位置（中村淳：《元代大都敕建寺院の寺产》，《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71,2013年，第14页）。在吐鲁番出土的1280年回鹘文文书中（SUK Em01，即斌通解放文书）也提到回鹘佛教界的最高领袖是“教义总统”，还有《通制条格》卷4·户令“女多渰死”所引的至元十三年（1276）七月初二日世祖忽必烈圣旨，关于回鹘王国火州（高昌）、吕中（柳中）、禿儿班（吐鲁番）等领地的时间问题，哈儿沙沙津爱忽赤（Qar?a?az?n ayγuc?）可能直接地上奏元朝皇帝（梅村坦：《13世纪ウィグリスタンの公权力》，《东洋学报》59-1/2，第4~6页）。另外，吐鲁番出土的察合台汗国发行的蒙古文文书（BT XVI,Nr.69），是给佛教寺院的安堵状，言及“（这件文书）名称记载了沙津爱忽赤（?as-in aiγuci）、师僧们”管理这个佛教寺院。这件文书很可能是14世纪中叶以后的，由此可以推测这个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回鹘佛教徒也属于教义总统的统治范围内。作为统治回鹘佛教徒的领袖教义总统，和本文谈到的“总治西域诸国僧俗部族”的五台山灌顶国师阿麻剌室利板的答，或是14世纪后期受到察合台汗国保护的巡礼东部天山地区、敦煌的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松井太：《东西チャガタイ系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佛教徒》，《内陆アジア史研究》23，第25~48页；中译：松井太著，杨富学、刘宏梅译：《东西察合台系诸王家与回鹘藏转佛教徒》，第93~116页）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蒙古帝国治下的佛教与统辖西藏地区的宣政院与回鹘佛教徒的关系，还有讨论的余地。（中村淳：《元代大都敕建寺院の寺产》，《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71，第15页）。
(2)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团と西ウイグル王国》，《内陆アジア史研究》第15号，2000年，第21~36页；森安孝夫：《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森安孝夫（编）《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ヘ》，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第527~529页。
(3)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团と西ウイグル王国》，《内陆アジア史研究》第15号，2000年，第25页；《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谢静、谢生保：《敦煌石窟中回鹘、西夏供养人服饰辨析》，《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第82页；竺小恩：《敦煌石窟中沙州回鹘时期的回鹘服饰》，《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38~42页。
(1)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
(2)森安孝夫：《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
(3)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銘文に关する箚记》，《人文社会论丛：人文科学篇》第30號，2013年，第30~33页。
(4)这身供养人像很长时间被看做是“西夏王”，但因与吐鲁番地区的西回鹘供养人像的装束一致，现在大多数观点认为是描绘“沙州回鹘时期”的“回鹘王”。森安孝夫：《柳宗玄、金冈照光（編）<敦煌石窟寺院>》（书评），《季刊东西交渉》1-3,1982年份，第28页；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团と西ウイグル王国》，第22页；L.Russell-Smith,Uygur Patronage in Dunhuang:Regional Art Centres on the Northern Silk Road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Leiden/Boston,2005,pp.69-70,231-232；谢静、谢生保：《敦煌石窟中回鹘、西夏供养人服饰辨析》，第82页；森安孝夫：《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第524页；竺小恩：《敦煌石窟中沙州回鹘时期的回鹘服饰》，第38~42页。
(5)森安孝夫报告称2007年再次调查时，这个il~el的单词无法判读（森安孝夫：《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第524页）。这是不实，因为调查不全。
(1)《宋会要辑稿》蕃夷4·龟兹：“龟兹，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自称师子王……或称西州回鹘，又称龟兹回鹘，其实一也。”北京：中华书局，第7720页；《宋史》卷四九○·外国传·龟兹（北京：中华书局，第14123页）也同样记载。
(2)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31/32，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1991年，第183~185页。
(3)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京都：彙文堂书店，1955年，第359~360页；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团と西ウイグル王国》，第27页。
(4)森安孝夫：《2006年度モンゴル宁夏陕西甘肃调査行动记录》，第524页。
(5)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銘文に关する箚记》，第30~33页。
(6)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から見た安史の乱》，《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7,2002年,第117~170页;茨默（P.Zieme）：《有关摩尼教开教回鹘的一件新史料》，《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3期,第1~7页;Zhang Tieshan（张铁山）、P.Zieme,Memorandum about the King of the On Uygur and His Realm.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64-2,2011,pp.129-159;森安孝夫：《东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新展开》，《东方學》126,2013年,第142~124页。
(1)高楠順次郎、渡辺海旭編：《大正新脩大藏経》，东京：大藏出版，Vol.12,No.360。
(2)G.Kara/P.Zieme,Die uigurischenübersetzungen des Guruyogas“Tiefer Weg”von Sa-skya Pa??ita und der Ma?ju?rīnāmasa?gīti(Berliner Turfantexte VIII),Berlin,1977,Text B;G.Kara,Weiteresüber dir uigurische Nāmasa?gīti.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8,1981,p.233;J.Elverskog,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Silk Road Studies I).Turnhout,1997,pp.114-116.
(3)Y.Kasai,Die uigu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Berliner Turfantexte XXVI).Turnhout,2008,Nr.48;中村淳：《元代大都敕建寺院の寺产》，《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71,2013年，第16~17页。
(4)森安孝夫：《元代ウイグル佛教徒の一书简》，护雅夫編：《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209~231页;J.Hamilton,étude nouvelle de la letter Pelliot Ou?gour 16 Bis d’un bouddhiste d’époque mongole.In:A.Cadonna(ed.),Turfan and Tun-huang:The Texts,Firenze,1992,pp.97-121,+5pls.
(5)G.Kara,Weiteresüber dir uigurische Nāmasamgīti.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8,1981,pp.233,+Tafn.XV-XVIII;P.Zieme,AFragment of the Chinese Ma?ju?rīnāmasamgīti in Uigur Script from Turfan.《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1,1996年，pp.1-14,+Xpls.庄垣内正弘：《ロシア所藏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3年，第1~26页。
(1)小田寿典：《ウイグル文文殊師利成就法の断片一叶》，《东洋史研究》33-1,1974年，第86~109页,+1pl.
(2)Abdurishid Yakup,Uighurica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In:St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asahiro Shōgaito’s Retirement,Kyoto,pp.24-27,2006;Yukiyo Kasai,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Berliner Turfantexte XXVI).Turnhout,2008,Nr.11.
(3)P.Zieme,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Berliner Turfantexte XIII),Berlin,1985,Nr.32.
(4)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3~263页。
(5)松井太：《东西チャガタイ系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佛教徒》，《内陆アジア史研究》23，第37页。
(6)杨富学：《回鹘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考》，郑炳林、花平宇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1~447页。
(7)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銘文に关する札记》，第29~50页，铭文4D,4E。
(1)莫高窟第61窟东壁，西夏时期“上座□□姚/巡礼山寺到/天庆五年四月廿日”（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页）；(3)莫高窟第464窟，西夏时期“大宋阆州阆中县锦屏见在西凉府贺家寺住坐/游礼道沙州山寺宋师父杨师父等”（《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74~175页）；莫高窟第108窟主室东壁“大德拾年十月十三日赵德秀至山寺礼拜”（《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53页）；莫高窟第45窟东壁“僧人刘祖到？山寺焚香礼拜；至顺二年四月初一日道（到）了山寺记耳笔（《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6页）；莫高窟第98窟主室南壁“至正四年四月十五日云/游山寺圣□”焚香记耳”（《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48页）。
(2)荒川慎太郎：《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仏洞西夏文题记译注》，荒川慎太郎編：《西夏時代の河西地域における历史、言语、文化の诸相に关する研究》科研费报告书（No.19520598），第53页；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古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12页。
(3)G.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Oxford,1972,p.502;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アビダルマ论书の文献学的研究》，京都：松香堂，2008年，第648页。
(1)J.Hamilton,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goure.Paris,1971,p.15;A.v.Gabain,Alttürkische Grammatik,3.ed.,Wiesbaden,1974,p.49。
(2)笔者在旧文中，关于这条八思巴文的题记，引用2006年9月实地调查结果的一部分（松井太：《东西チャガタイ系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佛教徒》，《内陆アジア史研究》23，第37页）。但是现在“真实名经namasa?g[i](d)”的地方已无法判读。
(3)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东京：平凡社；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2页。
(4)段文杰编：《中国壁画全集?敦煌9：五代、宋》，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图115；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57。
(1)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第257页。
(2)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第256页。
(3)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第261页。
(4)赖富本宏：《五台山の文殊信仰》，《密教学研究》18,1986年，第93~112页。
(5)日比野丈夫：《敦煌の五台山図について》，《佛教艺术》34,1958年，第75~86页；D.C.Wong,A Reassessment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Mt.Wutai from Dunhuang Cave 61.Archives of Asian Art 46,1993,pp.27-52；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88~107页。
(6)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M.A.Cartelli,On a Five-Colored Cloud:The Songs of Mount Wuta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4-4,2004,pp.735-757；高田时雄：《丁类?五台山讚?小注》，高田时雄编：《涅瓦河辺谈敦煌》，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2年，第6页。
(1)J.Hackin,Formulaire sanscrit-tibétain.Paris,1924,p.40；熊本裕：《西域旅行者用サンスクリット=コータン语会话练習帐》，《西南アジア研究》28,1988年，第53~82页；高田时雄：《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发見写本から見た敦煌における多言语使用の概观》，桑山正進編：《石窟寺院の成立と変容》，京都大学，2002年，第3~4页；高田時雄：《李盛铎旧藏写本《驿程记》初探》，《敦煌写本研究年报》5,2011年，第3~6页。
(2)公维章：《西夏时期敦煌的五台山文殊信仰》，《泰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4~21页；杨富学：《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第14~22页。
(3)P.Zieme,Three Old Wutaishanzan Fragments.《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7,2002年，第223~239页。
(4)M.Shōgaito,S.Fujishiro,N.Ohsaki,M.Sugahara and A.Yakup,Chinese Text Written in Uighur Script U5335:A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herited Uighur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Berliner Turfantexte XXXVI).Turnhout(in press).
(5)M.Pchelina：《オルデンブルグ?コレクション》，田辺胜美、前田耕作編：《中央アジア》（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东京：小学馆，1999年，第325~326页。
(6)关于回鹘文uday词语的用法，在居庸关保存的用梵文、藏文、蒙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六体合璧碑文中也可以作为佐证。回鹘文uday的藏文对是译rtse inga“五个顶”，即五台山（ri bo rtse inga）的略称。这个对译明显回鹘文uday是“五台”的音写，意为五台山，这是不可动摇的结论。参见村田次郎编：《居庸关》，京都：京都大学工学部，1957年，第228、238、263、276页。对于这一词语的用法，R?hrborn/Sertkaya提出与梵文udaya“the eastern mountain(behind which the sun is supposed to rise)有关，杨富学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是从回鹘佛教徒的文殊信仰、五台山信仰的观点变换而来，是“五台”的音写。但是，他们都没有关注到居庸关藏文、回鹘文对译例证。
(7)关于回鹘佛教徒的巡礼圈，参照拙稿（Dai Matsui,Revising the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23,2008年，第27~29页;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銘文に关する箚记》，第38~44页．
(8)P.Zieme,Three Old Wutaishanzan Fragments，第223~234页。
(1)百済康义：《妙法蓮華経玄賛のウイグル訳断片》，護雅夫編：《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185~207页。
(2)P.Zieme,Three Old Wutaishanzan Fragments，第223~239页，文书A。
(3)日比野丈夫、小野胜年：《五台山》，东京：座右宝刊会，1942年，第85~91页；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上、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0~546页。
(4)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42页；福田洋一：《サキャ派と元朝の关係》，福田洋一、石滨裕美子：《西藏佛教宗义研究第4巻：トゥカン?一切宗义?モンゴルの章》，东京：东洋文库，1986年，第32、42页。
(5)福田洋一：《サキャ派と元朝の关係》，第64~65页；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第65~70页。
(6)《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长庆4年（824)9月“（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参见日比野丈夫、小野胜年：《五台山》，东京：座右宝刊会，第63~64页。
(7)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49页；中村淳：《元代法旨に見える历代帝師の居所》，《待兼山论丛》史学篇27,1993年，第59页。
(8)松井太：《东西チャガタイ系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佛教徒》，《内陆アジア史研究》23,2008年，第37~41页。中译：松井太著，杨富学、刘宏梅译：《东西察合台系诸王家与回鹘藏转佛教徒》，俄军、杨富学编：《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6~116页。
(9)蒙古时期，baγsi是对非汉族地位高的宗教人物的称号（即汉语的八合失、八合赤、八合识、八哈室、八哈石），参照中村淳、松川节：《新発見の蒙漢合少林寺聖旨碑》，《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8,2013年，第73~75页。
(1)杨富学：《回鹘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考》，郑炳林、花平宇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6页;中村淳：《元代大都敕建寺院の寺产》，《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71,2013年，第22页。
(2)11世纪以后，回鹘佛教界的最高领袖称号用回鹘文表示?az?n ayγuc?，汉译沙津爱忽赤、沙津爱护持或即“教义总统”（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佛教のクロノロジー》，《佛教学研究》62/63,2007年，第16~19页），即使到了蒙古时代，也活跃在帝国佛教界的中心位置（中村淳：《元代大都敕建寺院の寺产》，《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71,2013年，第14页）。在吐鲁番出土的1280年回鹘文文书中（SUK Em01，即斌通解放文书）也提到回鹘佛教界的最高领袖是“教义总统”，还有《通制条格》卷4·户令“女多渰死”所引的至元十三年（1276）七月初二日世祖忽必烈圣旨，关于回鹘王国火州（高昌）、吕中（柳中）、禿儿班（吐鲁番）等领地的时间问题，哈儿沙沙津爱忽赤（Qar?a?az?n ayγuc?）可能直接地上奏元朝皇帝（梅村坦：《13世纪ウィグリスタンの公权力》，《东洋学报》59-1/2，第4~6页）。另外，吐鲁番出土的察合台汗国发行的蒙古文文书（BT XVI,Nr.69），是给佛教寺院的安堵状，言及“（这件文书）名称记载了沙津爱忽赤（?as-in aiγuci）、师僧们”管理这个佛教寺院。这件文书很可能是14世纪中叶以后的，由此可以推测这个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回鹘佛教徒也属于教义总统的统治范围内。作为统治回鹘佛教徒的领袖教义总统，和本文谈到的“总治西域诸国僧俗部族”的五台山灌顶国师阿麻剌室利板的答，或是14世纪后期受到察合台汗国保护的巡礼东部天山地区、敦煌的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松井太：《东西チャガタイ系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佛教徒》，《内陆アジア史研究》23，第25~48页；中译：松井太著，杨富学、刘宏梅译：《东西察合台系诸王家与回鹘藏转佛教徒》，第93~116页）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蒙古帝国治下的佛教与统辖西藏地区的宣政院与回鹘佛教徒的关系，还有讨论的余地。（中村淳：《元代大都敕建寺院の寺产》，《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71，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