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聚焦“现代性”的概念。研究者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各学科都可以在自身的视野中加以审视,从而使得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把握得以深化、全面。传播研究在相当长时间里尚未理论化地考察现代性与传媒之间的关系,而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这一领域能否得以厘清就显得越发重要。
尽管有着诸多批评,现代性问题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现实,并且由于中国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发展特殊性,使得“现代性”在中国更加呈现出复杂和丰富的面貌。据此,研究者提出“混合现代性”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顺承汤普森的传统,特别将传媒作为现代性的动力和制度性维度纳入考量,力图从个体、社区、国家这三个互相区别而又内在一体的层次上去描摹媒介化社会的动力、机制和图景,即将“现代性”界定为既是一种社会生活组织模式,又是个体化、群体生活乃至国家软实力传播所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则是力图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语境下,现代性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特质之体现,并将现代性的历时性维度和空间性维度糅合在一起,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剖析具体个案,以期探询当下中国的传媒现代性理路。混合现代性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更是一个规范性概念。
研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涵盖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提出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并给出整个研究所要涉及的关键概念：混合现代性。围绕“现代性”和“媒介化社会”两个核心词,从理论上剖析二者的形成逻辑和层级构建。同时对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等做一介绍。
第二部分为研究的主体,包括三、四、五章,运用实证研究材料,从个体、社区和国家三个层次探讨媒介资源的使用和理解,共同描绘出媒介化社会的传播图景。
第三部分是第六章,为研究的结论部分,主要在维持前述各部分的论述结论的同时,专门指出(混合)现代性和媒介化社会必然会面临的问题与隐忧,以此既完善本研究的论述框架。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modernity". The writer considers modernity as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which can be examined in various perspectives by different subject researchers. Accordingly, modernity can be understood more deeply and thoroughly. Communications study seldom looks closely 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modernity and media. With the advent of media society, it will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to clarify modernity.
Despite a variety of criticisms, modernity remains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that China is confronting with. Plus the particularitie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geography,"modernity" represents complexity and abundance in China. Based on this statusquo, the writ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ompound modernity". On the one hand, it inherits Thompson's tradition, which considers media as modern dynamics and systematical dimension, and portrays the dynamic, system and vision of the media society on three aspects of 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nation, which are distinct but interrelated."Modernity" is defined as a kind of social life organization model, as well as the goal that 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national soft power are pursuing.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current Chinese context through two dimensions of both space and time. The writer exemplifies Chinese media approach with case studies. On the whole, compound modernity is a formally descriptive concept.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ncludes chapter one and chapter two, raising the issues and concerned definitions, in particular, compound modernity. This part writes around two key words "modernity" and "mediasociety" analyzing their relevance and level 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outlines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methods and basic frame.
Part two is the main body. It includes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This part discusses the media resources application and comprehension at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nation, describing the communication vision of media society.
Part three is chapter six. It concludes the whole research, and presents the problems and concerns in the media society.
引文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387
① 刘小枫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p3
② 卡尔·马克思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254-255
王民安,《现代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10
① 马杰伟,《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绪论
① 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
② 约翰·B.汤普森著,高铦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p1
①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②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p8-12
④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3
①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②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③ 丹尼尔·贝尔曾经试图对“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三个概念作一区分。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精神,它是种观点态度,是世界性,甚至是世界主义,在希腊和罗马时代(在怀疑论者和享乐主义论者中)、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强健活力中,都可以找到这种看法。而现代主义则是一种提倡实验性的文化运动、一种贝尔所说的“距离的丧失”,以及艺术家定义什么是艺术的那种权威。现代化被贝尔视为一套机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和行政管理层面,使社会适应新技术变革,并刺激经济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贝尔的这一区分尽管颇具启发意义,可是其狭隘视野也是显而易见的,尤为突出的是,这种区分仅仅是立足于思想(甚至集中于艺术思想)层面,而完全没有考虑这些概念本身能否适用于其他领域,因而只能说对某一学科视野里来理解提供借鉴,而无法实现对概念的多维观照。
④ 阿里夫·德里克著,胡大平付清松译,《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172
① 马泰·卡琳内斯库著,顾爱彬等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p49
② 安东尼·金,《现代性的多重时空》,见梁展编《全球化话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p187
③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25
④ 福柯,《何为启蒙》,引自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p430
① 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引自邓正来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p34
① [美]马泰·卡琳内斯库著,顾爱彬等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p16
② 吴予敏,《美学与现代性》,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48
③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p303
④ 转引自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27
① [英]德朗蒂,《社会理论的基础：起源与流变》,见[英]布莱恩·特纳主编,李康译《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p34
② 马歇尔·伯曼著,徐大建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p15
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p16
② 转引自[美]戴维·弗里斯比著,卢晖临译,《现代性的碎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1p62
③ 贝克、吉登斯、拉什编,赵文书译,《自反性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p6
① 参见Peter Wagner, Modernity: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Cambridge:Polity Press,2012, p22
② 有关人类传播革命的分界与描述,学界有不同的区分方式,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出入。这里参照的是邵培仁先生的说法。详见邵培仁著,《传播学》(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p65-71。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夏德元先生在其《电子媒介人的崛起》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一方面也坚持了五次传播革命的划分,同时又提出“媒介化社会”肇始于第四次传播革命,即“电讯传播革命”之后。
③ 童兵,《让每个社会成员分享媒介化社会成果》,《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1期。
① Krotz. F.: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 Communication (2007).3 (3).256-260.
② 邵培仁,《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7期
③ 黄鸣奋,《新媒体时代电子人与赛博主体性的建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④ Thomas de Zengotita:How the media shape your world and the way you live in it. 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05
⑤ 约翰·汤普森著,高锋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p137
⑥ 孙少晶,《媒介化社会：概念解析、理论发展与研究议题》,见童兵主编《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3
① 据孙少晶介绍,他所列出的这四个维度借鉴了斯托姆贝克(Stromback)解释政治媒介化时所采用的四个维度,详见Stromback, J.: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Press/Politics (2008),13 (3).228-246
② 马凌,《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载《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2期(总26期)
③ 曾繁旭,《网络意见领袖社区的构成、联动及其政策影响：以微博为例》,《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
① 马杰伟,《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5
① 也有学者为了区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中的“访谈”,将定量研究的访谈称之为“调查访谈,(survey interview),而将定性研究的访谈称之为定性访谈(如艾尔·芭比,2005,p293)；另外的区分方式是将定量研究中的访谈称为“访问”,将定性研究中的才称为“访谈”(陈阳,2009)。其实,这两者真正的区分还主要是在具体操作程序和需要(及能够)解决的问题上。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能对调查访谈更为熟悉,而不太重视后者。关于这两者之间这方面的区别,吴飞在其《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一书中专门画出了一个表格,详细地指出了各自的侧重点。可参见该研究(吴飞,2008,p84),在此不再赘述。
② 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第十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p293
①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6
②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177
① 本表引用自陈阳著,《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295
① 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著,王之光商正译,《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p3
① 杨国枢,《现代化的心理适应》,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78年版,1p24
② 布莱恩·特纳编,李康译,《社会理论指南(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47
③ 达尼洛·马尔图切利著,姜志辉译,《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p145
④ 达尼洛·马尔图切利著,姜志辉译,《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p146
①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位社会学之父中,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是最为悲观的,他看到在理性化的制度安排下个体有被“铁笼”(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精到的比喻)的危险。有关现代性本身的“隐忧”,包括查尔斯·泰勒等都有论及,本研究的后续部分也将就此作出专门剖析。
② 达尼洛·马尔图切利著,姜志辉译,《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p1
③ 包亚明编,李安东等译,《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123
① 尼格尔·多德著,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1
② 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p4
③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p65
①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p153
② 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演变问题,周宁在其《天朝遥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有过相当精彩的描述。他认为,“文明”不仅为西方现代性提供了文化身份,也为认同这种身份设置了“他者”。正是在这种先设条件下,西方现代性世界想象将中国形象纳入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秩序中.如果周宁的论述成立的话,那么顺势推演,在当前的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国家形象的重塑首先还得遵循西方的逻辑,亦即遵循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逻辑,只有在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前提下,中国才有能力切入核心去参与乃至主导话语逻辑的制定与修改,才能谈得上“以我为主”。
③ 阿里夫·德里克著,胡大平付清松译：《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82
④ 吴冠军,《多元的现代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导言
①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有关“多元现代性”的反面声音也照样不绝于耳。比如在詹明信看来,所谓的“多元现代性”则根本不能成立,未来只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垄断。
②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转引自《现代性与虚拟社区》(赵联飞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p40
③ Eisenstadt, S.N.(2000) Multiple Modernity, Daedalus,129 (1)
①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61
② 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p15
③ “丁锦昊事件”：2013年5月24日晚,一名中国游客将“到此一游,”刻到埃及神庙浮雕上的消息曝出后,舆论引起轩然大波。在谴责这种不文明行为的同时,有网友“人肉”出,丁锦昊是南京某中学在读的初一学生等个人信息。2013年5月25日,丁锦昊的父母主动站出来发声,并为孩子的行为道歉。不过,后又有网友指出,父母应该也参与刻字事件的行动中。
① 在本文的写作中,“后现代”的论述一直是被作为一种参照系存在的,即笔者并不认为在社会学层面上有所谓后现代性的理论空间。在这一点上,杰拉德·德朗蒂的论述堪为代表。他认为,关于现代性最重要的论争是围绕“后历史”的概念展开的,“后历史”这个概念在一些人看来是指现代性的衰竭.但在包括阿诺德·盖伦在内的诸多学者则坚持这是现代性的实现。顺着这一思路,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论及的作为现代性后果的大屠杀,在德朗蒂这里就被视作是对现代性的曲解和背离,即考察大屠杀即可发现,大屠杀与其说是现代性的产物,不如说是对它的否定。由此可以推论：社会的未来和现在,对当下的理论界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是时候重新和全面理解和把握现代性了：再进一步,则必须说这种“迫切性”中国尤甚。
② 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p5
① 乌尔里希·贝克等著,李荣山等译,《个体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2
② 马杰伟张潇潇,《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268
① 童兵主编,《科学发展观与媒介化社会构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9
② 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著,要新乐译,《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p7
③ 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著,要新乐译,《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价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p11
① 转引自约翰·菲斯克著,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p43
②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Free Press,1958,p124
① 高丙中,《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状态——基于“公民性”的评价》,《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
② 卢晖临,《社区研究：源起、问题与新生》,《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①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上海：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p84
②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上海：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p94
③ 转引自吴飞：《如何理解“生活在别处”的“边际人”?——帕克的社会学思想漫谈》,该文为作者为罗伯特·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文版所写的译序。《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陈静静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① 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p57
② 转引自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p54
③ 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p55
① 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101
① 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等译,《受众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2
② 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等译,《受众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6
③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172 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是极度漂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网络时代受众的“去现实化”体验。
① 关于新闻学理论中对信息接收者的认定有一段史实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人民中国的新闻理论自战争年代开始就受到苏联新闻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强调报刊等大众媒介作为阶级斗争工具来使用,即通讯社和报纸“具有革命政策和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7页)。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的王中教授提出“读者需要论”,“报纸具有商品性”等观点,遭致各种运动性批判。直到1980年,邓小平也还是强调“党报党刊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在这样的新闻思想指导下,广大读者听众就一直被作为宣传对象而存在,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主动性和选择权。
② 事实上,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改革应该有三次。第一次是指发生在人民中国建立以前的20世纪40年代,主要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以《解放日报》的改版为最核心内容,进而确立了党报的党性原则,这一党报思想体系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影响至为深远。有关新时期中国新闻改革内容,可参见丁未：《二十年新闻改革回顾》(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①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9
① 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明显不同。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至少有三种形态,即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三种资本之间具有可转换性。参见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一文,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 该表为笔者根据罗以澄等著《新闻传媒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提供数据修改后绘制。原始数据见该书262页。
③ 同上,见该书294页
① 施拉姆著,金燕宁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p204
② McQuail D., Audience Analysis,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1997.p13
② 转引自柯克·约翰逊著,展明辉张金玺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25
① 这一情形在国内学者郭建斌等人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郭建斌教授在一次讲座(2013年6月7日浙江杭州)中表示,在其于川藏地区做的田野调查中就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对政府主导下的电影放映内容往往是与他们看电影的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连带关系勾连在一起的,记忆也是相伴而生,甚至对电影内容反倒较少能够复述。
② 笔者对D所做的采访(时间为2012年11月7日),下引D的语言都来自采访材料,不再一一标注。
③ “结棍”一词在与D的对话中经常出现,大致有“很考验人”和“很厉害”两种含义。
① 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p3-4
② 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p9
① 笔者对W所做的采访,时间为2012年11月20日,另尚有2012年11月22日又做了一次回访。文中所引W的语言均来自这两次采访,不再一一标注。
② 麦克卢汉最著名的警语当然是1964年发表的那句“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除此之外,他还分拆了多次,组成了不同的警语。1967年,他提出“媒介即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1969年他和人合著出版《反方向的风》一书,其中提出“媒介即混乱时代”(the medium is the mess age):1972年,麦克卢汉又与内维特合著《把握今天》,抛出“媒介即大众时代”的论调(the medium is the mass age);此后,麦克卢汉相继还有“媒介即以我为尊的哲人”(the medium is the me sage)、'媒介即以妈妈为尊的哲人”(the medium is the ma sage)、 "无聊即信息”(the tedium is the message)、“无聊即大众时代”(the tedium is the mass age).应该说,这些警语中除了少数的确有类乎佛家禅语般的启示性意义,大多数都是在语言炫技,再加上麦克卢汉本人标明的“只探索,不论证”的立场,对后来的媒介研究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
③ 李昕揆,《“媒介即按摩”及其在网络时代的价值》,《青年记者》,2012年12月下,p43
④ 唐圣平,《媒价与人: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什么的媒介?》,《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3期,p52
① 马杰伟,《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249
① 约翰·塔洛克著,严忠志译：《电视受众研究：文化理论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6
② “I世代”是一个新名词,用以指称那些从小就习惯于人机交互模式交往的新生代族群。他们并非一定是苹果公司产品的忠实粉丝,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iPhone等一系列苹果产品的推动,这个族群的出现将会推迟好多年。I世代人群对内容消费的欲望及产品体验的高要求远远超过过去的年轻人,这创造了更多的商业机会。
③ 笔者对Q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为2012年11月10日
① 笔者对S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为2012年11月17日
② 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20
③ 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26
① 笔者对X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为2012年10月17日。
② 杨伯淑主编,《因特网与社会：论网络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国际传播的影响》,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81
③ 沃纳·赛弗琳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4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p331
① 张嫱,《迷啊,谜——传播学研究中的迷理论》,《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p18
② 笔者对N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为2012年11月5日。
③ 潘忠党魏然,《大众传媒的内容丰富之后——传媒与价值观念之关系的实证研究》,载《传播学论文选萃1》,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315
① 笔者对J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为2012年12月5日。
① 马杰伟,《反思媒体研究：以中国为例》,见詹姆斯·卡伦、朴明珍主编《去西方化媒介研究》(卢家银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35
② 同上,p36
③ 吴飞王学成,《传媒·文化·社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415
④ 张宁,《媒介社会学：信息化时代媒介现象的社会学解读》,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275
⑤ 阎云翔著,陆洋等译,《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p326
①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著,李荣山等译：《个体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7,中文版序言《个体化再探：一种普世主义的视角》；亦见阎云翔著,陆洋等译：《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p329
①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著,李荣山等译：《个体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6,中文版序言《个体化再探：一种普世主义的视角》。
② 作为一个佐证,我们可以看到《宪法》修正案中对私有财产的确认,实质上就是从国家根本大法的层面上对个体的承认和制度化保障。
③ 贺美德鲁纳编著,许烨芳等译,《“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p6,《前言：个体的种类》
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并不赞同阎云翔(2012)将中国个体化道路溯至毛泽东时代,尽管他用了“部分的”加以限制,但事实上这个“部分的个体化”若存在的话,也远没有国家钳制的力量来得强大,因此若将之 简化为此消彼长的算术题的话,这个“部分的”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① Beck, U.1992. Risk Society:Toward a New Modernity. Trans. Mark Ritter. London:Sag Publications,p128
① 金耀基,《现代性转型与转型社会》,见《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秦晓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p33。另,这里所引的“重叠性”,原文为“重要性”,笔者根据上下文推断,似为印刷错误,故直接改为“重叠性”
② 阎云翔著,陆洋等译,《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p344-345
③ 笔者对N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为2012年11月5日。
① 柯克·约翰逊著,张金玺等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80-185
① 韦路,《媒介能使我们感到更幸福吗?——媒介与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10年第4期
① Colin Bell and Howard Newby (eds):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A Selection of Readings. London:Frank Cass & Co, Ltd.,1974,p.ⅹⅲ
① 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108
② 施拉姆,《传播学概论(第二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3.
① 转引自格雷姆·特纳著,许静译,《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123
② 赵联飞著,《现代性与虚拟社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p3-5
③ 陈艳,《碎片与焦虑：钓鱼岛事件中微博话语对“中国”的表达与理解》,《新闻界》,2013年第5期
① 秦晖著,《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221
② 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p98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世界银行：《中国反贫困研究·R村分报告》,转引自《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上)》(黄平王晓毅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p28
② Jeremy Bentham:An Introduction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ed. J. H. Bums and J. L. A. Hart, 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1970, p12
① 黄平王晓毅主编,《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p61
② 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248
① 转引自柯克·约翰逊著张金玺等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73
② 申凡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媒介功能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259
① 董建中,《白族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p17
② 张丽剑,《散杂居背景下的族群认同——湖南桑植白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p98
① 吴乃德,《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版,p48
② 谷忠诚,《桑植县成立七个白族乡的前前后后》,载谷中山主编《湖南白族风情》,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p285
③ 张丽剑,《散杂居背景下的族群认同——湖南桑植白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p286-295
④ Francis L. K. Hsu:Under the Ancestor'Shadow: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London:Routledge,1949,p20
④ 笔者曾于2011年8月问在湖南桑植县几个白族乡做过田野调查,并访问了该县白族学会.2012年7月又参与了该学会组织的“白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本节内容所涉第一手资料均来源于这两次考察活动。
① 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335
② 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见《文化记忆理论读本》(阿斯特利特·埃尔冯亚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25
① 杜赞奇,《复划符号：关帝的神话》载《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陈光兴编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p6
② 杜赞奇,《复划符号：关帝的神话》载《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陈光兴编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p7
① 以上交往具体材料由桑植县白族学会会长谷利民提供。时间为2011年8月14日。
① 关于“族群”概念适用于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判断,理由有二：其一,族群概念既可以大致等同于“民族”概念来使用,又可以向下延伸,将类似于“客家人”这样不属于少数民族但又有特殊性的群体纳入进来：其二,族群概念还可以向外拓展,超越民族的外延,比如我们可以泛称海外华人为“华人族群”
② 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③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16
① 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http://www.cnnic.cn/gywm/xwzx/rdxw/tdxx/201307/t20130717_40663.html
① 埃弗里特·M-罗吉斯德伯格,《乡村社会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② 转引自柯克·约翰逊著,张金玺等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40
③ 李永健,《从“知沟”看传媒对农民素质的影响》,《当代传播》,2007年第6期
① 马杰伟,张潇潇,《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286
② 对传播研究较为熟悉的人可能已经发现,“边缘重生”的表述脱胎于潘忠党所提出的“边缘突破”这一概念,需要说明的是,潘忠党用这一说法主要是指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所呈现和采纳的策略性应对,而笔者用“边缘重生”的表述则主要是突出互联网的赋权可能。
③ 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p45
④ 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0期
① 丁未,《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① 斯蒂文·小约翰著,陈德民译,《传播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611
① 孙聚成,《信息力——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250-253
② 林采万,《韩国互联网发展的成功要素分析》,《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③ 段京肃、李惠民、王锡苓,《经济不发达地区互联网发展的三种状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① 林采万,《韩国互联网发展的成功要素分析》,《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张明新、韦路,《知识、态度与乡村社会的家庭互联网采纳》,《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3期(总第10期)
① 段京肃、王锡苓、李惠民,《落后地区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市场之路?》,《新闻大学》.2008年第l期
② 詹姆斯·凯瑞、珍·辛顿,《英国新闻史》第20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段京肃、王锡苓、李惠民,《落后地区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市场之路?》,《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① 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
② 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
① 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p46
② 巴雷特1977年在名为《媒介帝国主义：媒介体系分析的一种国际性框架》的论文中揭示了国与国之间媒介信息的不平等会加大强国对弱国的无形控制。这一理论实质上是国际政治领域依附理论在传媒界的应用与发展。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同样指的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垄断”。关于这些论述,可参见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赫伯特·席勒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等著作。
③ 达雅·屠苏著,董关鹏译,《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p6
④ 程曼丽,《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4期
① 国内学者赵雅文在其《全球化与国际平衡传播》(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也有一类似表格。赵将国际传播从广义与狭义角度加以区分,依此提出国际传播的四阶段说,并对不同阶段的特点做了对比分析(详见该书44页)。此处表格即在赵的表述基础上绘制,并做了较大改动,特此说明。
② 行文至此,似乎有必要申明,现代性虽然以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等作为维度,虽然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殖民扩张的进程,但是并不能就此在现代性与殖民扩张之间画上等号。因为,首先必须明确现代性的两大核心是理性与主体性,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殖民主义扩张的理论资源而存在(当然更不可能是物质资源)：其次,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与区分,现代性应当包含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两个层面,社会现代性类同于马克斯·韦伯所言的建立在目的/工具理性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官僚国家,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是建立在世界“去魅”基础上的价值分化,即自然、社会、主体内都发展出独特的文化意义。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现代性具有反思和自我正当化的基本特色,也就保持了现代性的批判能力。(有关这两者区分,可参见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有感》一文,该文收入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① 本表根据赵雅文《全球化与国际平衡传播》(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类似表格改制。原表见该书 p45
① 此次电报业会议,除了21个欧洲国家外,还有一个亚洲国家伊朗也参加了会议。
② 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58
① 关于国际传播秩序中的失衡现象概括,参见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67-68
① 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69
② 郭可,《国际传播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163
③ 科林·斯巴克斯著,刘舸常怡如译,《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p119
① 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p258
②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p7
③ 亨廷顿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比较容易引起混淆。在他看来,当代世界存在着七大文明,即中华(Sinic)文明、日本文明、印度(Hindu)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就发生在这几大文明之间。
④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p7196
①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9
②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p6
① 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功能》,《国际论坛》,2002年第3期,p14-19
① 李智,《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1p17
② 李智,《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p18
③ 还是苏联的案例,由于二战前后的情势变化,1941年之前由于它曾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致在美国人心目中被看做是一个魔鬼,但是由于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和苏联都站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于是乎苏联就被描绘成中性得多的“原始民主国家”'(proto-democracy)。(相关描述可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25-26)
④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220
① 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46
② 中国广播网,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可称“中国人面子”,2011年1月28日。
① 李思屈,《广告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43
② 汤天甜,《论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文化公关与价值输出》,《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p113-117
① 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著,姜智芹译.《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p13
② 南都周刊记者,《老外怎么看国家形象片》,《南都周刊》,2011年第7期
① 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2)》,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p350
②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152
③ 南都周刊记者,《老外怎么看国家形象片》,《南都周刊》,2011年第7期
① 布莱恩·麦克奈尔著,殷琪译,《政治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p102
② 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p91
① 约翰·汤普森著,高铦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p11
② 姜智芹,《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5
③ 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p103
④ 这里所说的电影主要是商业电影,因为从观众的受影响面来看,商业电影的力度是远远大于艺术电影的。而在中国语境中,所指的电影又限定在华语电影。
⑤ 鲁晓鹏、叶月瑜著,刘翠丽译,《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理论探索》,《文化研究》(第5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81
① 有关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各自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色。相关论述可参见彭吉象：《百年中国电影期盼第四个辉煌时期》,该文为《历史与当代视野下的中国电影》(陈犀禾彭吉象主编)序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傅葆石著,刘辉译,《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41
① Tino Balio, "Columbia Picture:The Making of A Modern Motion Picture Major,1930-1943". 见 David Bordwell, Noel Carroll合编：Post-Theory: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6, p419.
② 具体到华语电影的生产,就包括了从故事叙事、情节安排、营销模式等等各方面路数,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话语体系中。如成龙曾经宣称和尝试,要打破好莱坞大片的垄断地位,让西方世界看到我们中国人的“大片”,于是他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以《警察故事》系列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稍加检视就可以发现,成龙的努力几乎每一方面都在遵循着好莱坞的路数,而且还学得不够好——这当然不能说是他个人能力的原因。而毫无疑问的是,成龙显然不是唯一的个案。
① 黄式宪,《华语电影：世纪性文化整合及其当下的现代性抉择——兼论21世纪初全球化与本土化之抗衡及其必然的历史趋势》,见陈犀禾聂伟主编：《当代华语电影的文化、美学与工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32
② 王蒙,《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2日,第9版
③ 关于好莱坞重视中国电影市场的例证在近些年来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有的可能是在情节设计上考虑中国人的情绪,如新翻拍电影《赤色黎明》(2012)原先涉及的入侵美国的国家是中国人,完全是照顾中国受众的接受度而将入侵的主角改为朝鲜人,并导致电影在2008年拍竣之后的延期修改,有的则是选择使用中国人熟悉的电影明星出演某个角色,哪怕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客串,如《钢铁侠3》就特意安排了王学圻、范冰冰出演其中角色,并且将有这两位的版本作为特供中国版,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④ 周蕾著,《原始的感情：视觉性、性欲、民俗学与中国当代电影》,转引自张英进著,胡静译：《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与跨国想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p39
① 张英进著,胡静译,《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与跨国想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p35
② 郑洞天,《宣传你自己》,《中国银幕》,1993年第3期,p33
③ 转引自张建勇,《电影(英雄)现象分析》,《当代电影》,2003年第5期,p5
① 裴开瑞,《跨国话语电影中的民族性：反抗与主体性》,见陈犀禾彭吉象主编,《历史与当代视野下的中国电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162
② 笔者按：《卧虎藏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是此处前文所述的“华语电影”,而只是更广范围的华语电影,之所以将之纳入讨论样本,主要是：一则如笔者所言,华语电影在文化建构层面上的突破还很不突出,《卧虎藏龙》一片算得上是代表作品；一则是前文对“华语电影”的限定主要是从几个区域生产主体的差异出发的,而毫无疑问的是,这几个华语电影的生产区域是具有诸多共通性的,在共通性的基础上讨论时,区域差别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故此,这里将《卧虎藏龙》作为分析对象。
③ 宋家玲李小丽,《试论华语大片的国际化策略》,见陈犀禾聂伟主编,《当代华语电影的文化、美学与工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173
① 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沟口雄三著作集·作为方法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plll
② 孙歌,《中国如何成为方法》,世界中国学论坛组委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季刊》,2010年试刊号
③ 转引自孙绍谊聂伟,《在影像的跨国流动中反思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关系》,见孙绍谊聂伟主编,《历史光谱与文化地形：跨国语境中的好莱坞和华语电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7112
① 陈光兴,《作为方法的印度》,见张颂仁陈光兴等主编,《我们的现代性：帕沙·查特吉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p8
② 转引自孙绍谊,《权力格局中的“普适性”策略：好莱坞与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中国电影》,见孙绍谊聂伟主编,《历史光谱与文化地形：跨国语境中的好莱坞和华语电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11
③ 参见许纪霖著,《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p177
① 关于现代性的第一核心“理性”,它是建立在对人的自我意识的肯定和泛化基础之上,由于强调所有行为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因而就将人的“非理性”层面排除在外,这就导致了对“现代性”的猛烈抨击。对于这一点,后文还会涉及。这里想补充的是,本研究特别提出“混合现代性”的概念,就已经包含了整合理性与非理性两个层面的企图,当然,作为论述重点,本研究依然强调理性的中心地位,此其一。其二,本研究认为,理性是作为行为的一个出发点(甚至可能是潜在的),而不是一个行为的结果。这就很好理解,类似于传播过程中的“非预期效果”,尽管传播者的传播活动有着种种现实的考量,但能否达成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反过来也一样,一些未有明确意识的传播活动(或媒介接触行为),同样可能产生非常符合自身主体利益的结果。本研究中前面提到的许多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
② 马尔科姆著,杨善华李康等译,《现代社会学理论(第2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p62116
① 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p181
② 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著,要新乐译,《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p83
① 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p180
② 在这一点上,国内年轻学者曾就大学生的新媒介使用与幸福感之问的关系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本研究大体一致。所不同在于,本研究的对象拓展至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也不再局限于新媒体的考察(这本身与不同社会阶层的媒介占有和接触条件有关)。相关研究见郑恩龚瑶：《新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l期,p57-64
① 吴靖著：《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124
② 有关个体化的论述,往往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大体而言,斯宾塞可能强调个体在与他人的契约关系中追求自身利益,并且会使社会趋于稳定；涂尔干(也包括马克思)则更看重个体对社会的依赖,以致于他们的论述中显现的是一个整体性社会；韦伯则突出地论述了个体的地位,尽管他的基调是悲观的,认为个体将随着科层制的增长而陷入牢笼。
③ 吴靖,《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124
④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见《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p75
① 转引自尼古拉斯·加汉姆著,李岚译,《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与社会理论的讨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p44
② 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著,要新乐译,《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p127
③ 托马斯·梅耶著,刘宁译,《传媒殖民政治》,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7
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这一问题,用以形容人在劳动过程中出现的人与其自身本质的隔绝与背离。值得一提的是,“异化”概念并非马克思的首创,此前的卢梭、弗洛伊德、黑格尔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做过阐释。
② 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潘华凌译,《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p26
③ 其实,涂尔干还提到另外两种“反常的”社会分工,即强制的分工(违背当事人的本性或意愿的分工)、不适当的分工(岗位分布不当)。只不过他更强调失范的分工,并进而认为大多说社会问题都是源于“失范”而所谓的“失范”,在涂尔干看来,就是因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理上失去价值指引、价值观瓦解的无序状态。在失范社会中,曾有的统一信仰遭到怀疑和抛弃,而个人又尚未确立自身的信仰体系,所以社会成员会感到失落,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感。
④ 这是韦伯提出的概念。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理性化,它是一种去神秘化、系统化、可计算化、可操控化的过程,其结果是整个社会朝向科层化与工具理性膨胀的方向发展,人的自由因而受到侵蚀、禁锢,宛如囚禁在铁的牢笼一般,是韦伯对理性化恶果的预言。参见《解放·传媒·现代性》一书,p69
⑤ 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潘华凌译,《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p125
⑥ 尼格尔·多德著,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p8
① 转引自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著.张永喜等译,《电视与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9-10页
① 张闯,《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基于物化理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② 有关“羡慕嫉妒恨”这句网络用语,其实撇开其调侃的因素不论,它所折射出的深层意识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媒介构建的生活目标或图景,有时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社会现实的,而接收者若非具备较强的思辨能力,就有可能产生社会学意义上的“相对剥夺感”,从而走上仇恨、敌视乃至激烈反抗的道路。2013年6月,由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上映后,票房一路飘红,而评论界则一片批评指责声,显然这种批评指责正是建立在这种对“羡慕嫉妒恨”的社会心理的担忧上。
③ 吴飞王学成,《传媒·文化·社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359-367
④ 有关“相对剥夺感”理论的简要介绍,可参看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78
① 本·海默尔著,王志宏译,《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p11
② 柯克·约翰逊著,展明辉张金玺译,《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81
① 列奥·施特劳斯著,丁耘译,《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见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p82
② 关于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分野,其最大贡献来自哈贝马斯,正是哈贝马斯从韦伯所论述的”去魅”概念中发掘出文化现代性的指向,从而与根据“(社会)理性化”而来的社会现代性相对照,并由此复兴了现代性的内在批判潜力。相关论述可参见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批判意义了吗?》一文,该文见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p3-19
① 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本真性的伦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p5
② 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本真性的伦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p6
③ 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本真性的伦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p11-12。省略号为引者所加。
④ 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本真性的伦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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