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书始末
摘要
由顾颉刚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曾风靡中学历史教科书市场。由于学术、经济和家庭等原因,年轻的顾颉刚接受了编书工作,并以学术著作的态度认真撰写。其成书过程,既得到胡适等师友的帮助和鼓励,又因家庭和身体健康的压力,最终退出教科书编纂。顾颉刚原本拟定了学术性较强的编纂计划,尝试突破原有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具体的编纂中体裁的创新和"疑古思潮"书写都体现了顾颉刚勇于突破传统的学术追求。又因商业因素与家庭烦恼而被迫退出,这些渊源则共同影响历史教科书的面貌。
引文
(1)王红霞:《〈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史学月刊》2014年第8期;刘超:《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等。
(1)赵玉森,民国学者、诗人,先后执教于南洋公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历史教科书多部,包括《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和《新著本国史》等。
(2)张人凤、柳和城编:《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24页。
(3)顾颉刚:《致李石岑·1921年7月8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5页。(后文注释中的《顾颉刚书信集》全部来自该版本。)
(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5)持该观点的主要有:王红霞:《〈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史学月刊》,2014年第8期;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等。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胡适日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6页。
(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1921年7月19日,《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2页。(后文注释中的《顾颉刚日记》全部来自该版本。)
(8)《顾颉刚日记》(卷一),1921年7月3日,《顾颉刚全集》,第138页。
(1)《致李石岑·1921年7月14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87页。
(2)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73页。
(3)《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309页。
(4)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页。
(5)高觉敷:《回忆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49页。
(6)顾颉刚:《我在北大》,《顾颉刚自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7)参见《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四号,1922年4月20日。
(1)顾颉刚当时答应编辑地理与历史两种教科书,后来没有编纂地理教科书。
(2)《致李石岑·1921年7月8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85-86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胡适日记》(上),第161页。
(4)据7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体例略同云五先生的西洋史”。7月24日的日记记载了王云五做《西洋史》的办法:(1)以“和平的英雄”带平常历史上的“战争的英雄”;以文化的进步代国家朝代的兴亡。(2)用威尔逊《美国史》的办法,本文极少而附注极多;本文皆提纲挈领的要旨,供一般学生的教科书,用大字印;附注或为传记,或引原料,或为详论,供教员的参考,及高材学生的研究,用小字印。可见王云五编书的体例为胡适和顾颉刚所认同,并决定效仿。
(5)《致胡适·1921年7月21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366页。
(6)《顾颉刚日记》(卷一),1月20日,第78页。
(7)整理自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四号,1922年4月20日。
(8)该书即英国历史学家威尔士(H.G.Wells)1920年出版的通俗史书《世界史纲》。
(9)《致傅斯年·1922年4月1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90页。
(1)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六期,1925年5月17日。由于孔德学校邀请顾颉刚编纂历史讲演稿,而回忆起此前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事情。
(2)《致蔡元培·1922年5月22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47页。
(3)《胡适的日记》(上),1921年8月13日,第185页。
(4)《致胡适·1922年5月22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382页。
(5)《致俞平伯·1921年12月5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73页。
(6)《致潘家洵·1922年4月1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70页。
(7)《顾颉刚日记》(卷一),1922年9月21日,第275页。
(8)《顾颉刚日记》(卷一),1922年9月22日,第275页。
(9)《顾颉刚日记》(卷一),1922年12月29日,第306页。
(1)《顾颉刚日记》(卷一),1922年6月5日,《顾颉刚全集》,第239页。
(2)《致胡适·1922年11月3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385页。
(3)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六期,1925年5月17日。
(4)1922年10月,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议在广州召开,议决学校用六三三制,教育部采纳其议,随即颁行全国。
(5)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6期,1925年5月17日。
(6)顾颉刚、王伯祥:《现代初中·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页。
(7)《致胡适·1921年7月1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364页。
(1)《致李石岑·1921年7月14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86页。至于胡适的回信,笔者尚未发现。
(2)季瑾:《庄俞:民国新教育的理论家与实干家》,《江苏教育研究》2014年第2期。
(3)参见《顾颉刚日记》(卷一),第83-85页。
(4)郑峰:《多歧之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知识分子研究(1902-1932)》,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5)《致李石岑·1921年7月8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85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9页。
(7)顾潮:《历劫终教志不悔-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6页。
(8)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1)从1918年起政府就开始拖欠教师薪水,到1921年发展到几乎不发薪水的地步,多数高校教师已经难以生存,甚至在1921年爆发了“索薪运动”和“六三事件”。具体可参见李世宇:《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研究(1921-1927)》,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2)这八十个标题可参见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三),《顾颉刚全集》,第50-53页。
(3)《致朱经农·1922年10月9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125页。
(4)王伯祥:《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上海:国光印书局,1936年,第9页。
(5)《致胡适·1922年11月3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386页。
(6)一些著作认为顾颉刚是在编纂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发现古史是层累构成,如顾源的《顾颉刚年谱》,依据是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到他在编辑教科书中对尧舜禹地位问题的重大疑虑,经过对史料的排列分析后建立假设:古史是层累造成的。笔者以为,顾颉刚编辑教科书这段时间是提出古史说的一个阶段,并不能简单当作原因来看待。事实上,在编教科书之前以及编书的同时,顾颉刚一直在进行辨伪考证工作,疑古的想法早已有之。关于顾颉刚开展辨伪工作的前后因由,可参见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致胡适·1922年11月3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387页。
(1)赵玉森,民国学者、诗人,先后执教于南洋公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历史教科书多部,包括《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和《新著本国史》等。
(2)张人凤、柳和城编:《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24页。
(3)顾颉刚:《致李石岑·1921年7月8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5页。(后文注释中的《顾颉刚书信集》全部来自该版本。)
(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5)持该观点的主要有:王红霞:《〈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史学月刊》,2014年第8期;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等。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胡适日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6页。
(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1921年7月19日,《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2页。(后文注释中的《顾颉刚日记》全部来自该版本。)
(8)《顾颉刚日记》(卷一),1921年7月3日,《顾颉刚全集》,第138页。
(1)《致李石岑·1921年7月14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87页。
(2)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73页。
(3)《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309页。
(4)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页。
(5)高觉敷:《回忆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49页。
(6)顾颉刚:《我在北大》,《顾颉刚自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7)参见《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四号,1922年4月20日。
(1)顾颉刚当时答应编辑地理与历史两种教科书,后来没有编纂地理教科书。
(2)《致李石岑·1921年7月8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85-86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胡适日记》(上),第161页。
(4)据7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体例略同云五先生的西洋史”。7月24日的日记记载了王云五做《西洋史》的办法:(1)以“和平的英雄”带平常历史上的“战争的英雄”;以文化的进步代国家朝代的兴亡。(2)用威尔逊《美国史》的办法,本文极少而附注极多;本文皆提纲挈领的要旨,供一般学生的教科书,用大字印;附注或为传记,或引原料,或为详论,供教员的参考,及高材学生的研究,用小字印。可见王云五编书的体例为胡适和顾颉刚所认同,并决定效仿。
(5)《致胡适·1921年7月21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366页。
(6)《顾颉刚日记》(卷一),1月20日,第78页。
(7)整理自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四号,1922年4月20日。
(8)该书即英国历史学家威尔士(H.G.Wells)1920年出版的通俗史书《世界史纲》。
(9)《致傅斯年·1922年4月1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90页。
(1)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六期,1925年5月17日。由于孔德学校邀请顾颉刚编纂历史讲演稿,而回忆起此前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事情。
(2)《致蔡元培·1922年5月22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47页。
(3)《胡适的日记》(上),1921年8月13日,第185页。
(4)《致胡适·1922年5月22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382页。
(5)《致俞平伯·1921年12月5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73页。
(6)《致潘家洵·1922年4月1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70页。
(7)《顾颉刚日记》(卷一),1922年9月21日,第275页。
(8)《顾颉刚日记》(卷一),1922年9月22日,第275页。
(9)《顾颉刚日记》(卷一),1922年12月29日,第306页。
(1)《顾颉刚日记》(卷一),1922年6月5日,《顾颉刚全集》,第239页。
(2)《致胡适·1922年11月3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385页。
(3)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六期,1925年5月17日。
(4)1922年10月,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议在广州召开,议决学校用六三三制,教育部采纳其议,随即颁行全国。
(5)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6期,1925年5月17日。
(6)顾颉刚、王伯祥:《现代初中·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页。
(7)《致胡适·1921年7月1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364页。
(1)《致李石岑·1921年7月14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86页。至于胡适的回信,笔者尚未发现。
(2)季瑾:《庄俞:民国新教育的理论家与实干家》,《江苏教育研究》2014年第2期。
(3)参见《顾颉刚日记》(卷一),第83-85页。
(4)郑峰:《多歧之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知识分子研究(1902-1932)》,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5)《致李石岑·1921年7月8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85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9页。
(7)顾潮:《历劫终教志不悔-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6页。
(8)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1)从1918年起政府就开始拖欠教师薪水,到1921年发展到几乎不发薪水的地步,多数高校教师已经难以生存,甚至在1921年爆发了“索薪运动”和“六三事件”。具体可参见李世宇:《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研究(1921-1927)》,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2)这八十个标题可参见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三),《顾颉刚全集》,第50-53页。
(3)《致朱经农·1922年10月9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125页。
(4)王伯祥:《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上海:国光印书局,1936年,第9页。
(5)《致胡适·1922年11月3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386页。
(6)一些著作认为顾颉刚是在编纂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发现古史是层累构成,如顾源的《顾颉刚年谱》,依据是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到他在编辑教科书中对尧舜禹地位问题的重大疑虑,经过对史料的排列分析后建立假设:古史是层累造成的。笔者以为,顾颉刚编辑教科书这段时间是提出古史说的一个阶段,并不能简单当作原因来看待。事实上,在编教科书之前以及编书的同时,顾颉刚一直在进行辨伪考证工作,疑古的想法早已有之。关于顾颉刚开展辨伪工作的前后因由,可参见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致胡适·1922年11月3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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