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导论在国际关系中,"危机"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转折关头,若其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会升级为更严重的冲突甚至战争。~①在我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由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所衍生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和新挑战,将可能主要通过各种国际危机,尤其是我们同主要国家的安全危机表现出来,给我们的和平
引文
(1)[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芙:《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22页。
(2)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7月版,第188页。
(3)杨洁勉:《国际危机泛华与中美共同应对》,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8页。
(4)造成这种“信息缺漏”的原因主要在于:(1)处于危机中对峙的双方之间交流渠道的堵塞,导致双方相互间无法明确对方的意图,造成行动上的误判和误读,(2)危机中总是流言四起,人们往往难以甄别甚至“愿意”相信谣言,这既是因为人们天然对最坏的结局抱有恐惧心理,又是因为某些人可能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自己某种目的,(3)信息和情报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人们检验和分析情报信息的速度往往跟不上信息本身更新的速度,造成很大程度上的缺失和误判,(4)位于危机决策圈中核心位置的各个部门获得信息和情报的方式不尽相同,有时候各部门会对同一情报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得出不同的应对方式,致使决策者最终的政策选项不同。
(1)具体而言,是为什么在行为体双方均不希望冲突的情景中、在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条件下,会发生冲突和争斗,会拒绝合作而走向战争。
(2)张迎宏,安成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微观视角:读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12月,第42页。
(3)秦亚青:《译者前言:杰维斯及其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7页。
(4)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391页。
(5)Thomas C.Wiegele,Gordon Hilton,Kent Layne Oots,and Susan S.Kiesell,Leaders Under Stress,A Psychophysiolog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risi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pp.26-27.
(6)Ole R.Holsti,Crisis,Escalation,War,Montreal:Mc 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72,p.10.
(7)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芙:《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629页。
(1)Glenn H.Snyder and Paul Diesing,Conflict Among Nations:Bargaining,Decision-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333-338.
(2)Alexander L.George and Richard Smoke,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p.11.
(3)Glenn H.Snyder,Deterrence and Defens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9.
(4)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芙:《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368页。
(5)Henry A.Kissinger,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Harper,1957,p.12.
(6)Kenneth N.Waltz,“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4(September 1990),p.732.
(1)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芙:《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88页。
(2)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芙:《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382页。
(3)[美]格雷厄姆·阿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第二版)》(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Cuban Missile Crisis,2ndEdition),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2页。
(4)同上,第24页。
(1)同上,第27页。
(2)同上,第595页。
(1)详见Greg Cashman,What Causes War?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New York:Lexington Books-Macmillan,1993,pp.79-81.
(2)Jonathan Bendor and Thomas H.Hammond,“Rethinking Allison’s Model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6(June 1992),pp.301-322.
(3)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芙:《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383页。
(1)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335页。
(1)例如,1961年10月21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在弗吉尼亚温泉城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导弹差距”,美国实际上在和武器方面远超苏联,即使有“导弹差距”,那也是美国处于绝对优势。详见赵学功:《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95页。
(2)同上,第219页。
(3)[美]尤金·维特科普夫(Eugene R.Wittkopf)、小查尔斯·凯格利(Charles W.Kegley,Jr.)、詹姆斯·斯科特(James M.Scott):《美国外交政策:模式与过程》(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 and Process),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47页。
(1)[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述弢,王尊贤,袁坚,范国恩,郭家申译,第三卷“国务活动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170页。
(2)[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肖敏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3)阿利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第326-7页。
(1)吴文成、梁占军:《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官僚位置与决策》,《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4期,第67页。
(1)[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第10版)》,牛可,翟韬,张静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12月版,第181页。
(2)阿利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第117页。
(3)FRUS 1961-1963,Vol.11,p.144.
(4)“该隐的标记”源于《圣经》中的故事,该隐出于嫉妒之心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于是上帝耶和华给该隐立了一个标记带在身上,一般比喻为永久留在身上的耻辱记号或人生污点。详见阿利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第118页。
(5)赵学功:《十月风云》,第211页。
(1)[美]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2月版,第14-15页。
(2)赵学功:《十月风云》,第253页。
(3)阿利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第328页。
(1)即上面所说的“大小平衡”问题。
(2)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第2156页。
(3)同上,第2174页。
(4)同上,第2177页。
(5)同上,第2172页。
(1)赵学功:《十月风云》,第338页。
(1)详见《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信(1962年10月26日)》,柳植编著:《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78-183页。
(2)赵学功:《十月风云》,第349页。
(3)即美国会对古巴进行大规模空袭甚至全面的军事入侵。
(4)《多勃雷宁致苏联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10月27日)》,柳植编著:《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第187-188页。
(1)《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密信(1962年10月28日)》,柳植编著:《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第209页。
(2)赵学功:《十月风云》,第271页。
(3)李德福:《千钧一发:古巴导弹危机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5页。
(1)赵学功:《十月风云》,第386页。
(1)赵学功:《十月风云》,第196页。
(2)李德福:《千钧一发》,第140页。
(3)《肯尼迪致赫鲁晓夫的信(1962年10月22日)》,柳植编著:《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第146-147页。
(4)[美]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2月版,第66页。
(1)同上,第67页。
(2)赵学功:《十月风云》,第277页。
(3)柳植编著:《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第24页。
(1)Theodore Sorensen,Kennedy,New York:Harper&Row,1965,p.708.
(2)Frank J.Meril and Theodore A.Wilson,eds.,Makers of American Diplomacy: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Henry Kissinger,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4,p.317.
(3)李德福:《千钧一发》,第50页。
(4)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第46页。
(5)这里赫鲁晓夫指的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
(6)《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信(1962年10月27日)》,柳植编著:《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第190页。
(1)赵学功:《十月风云》,第367页。
(2)赵学功:《十月风云》,第193页。
(1)John Newhouse,War and Peace in the Nuclear Ag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8,p.181.
(2)赵学功:《十月风云》,第379页。
(1)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第2189-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