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中原文明领先优势及其复兴的历史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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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论文题名：The Leading Edge of the Ancient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of Its Revival
- 论文作者：王子今
- 英文论文作者：Wang Zijin ;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年：2013
- 作者机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长城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 论文关键词：中原文明 ; 复兴 ; 历史合理性
- 英文论文关键词：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 Revival ; Historical rationality
- 会议召开时间：2013-12-01
- 会议录名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六辑）
- 英文会议录名称：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语种：中文
- 分类号：K21
- 学会代码：HHWM
- 学会名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 页数：12
- 文件大小：773k
- 原文格式：O
摘要
以河洛地方为主要基地的中原文化优势对于华夏文明奠基的有着特殊意义,这一地区在先秦时期已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地区。虽然全国经济重心在六朝之后实现了向东南方向的转移,王朝行政中心后来移据华北,进入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又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条件,然而中原地区丰厚的文明基础长久地发挥着历史作用。即使在中原地方并不作为全国行政重心的时代,其地位依然显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原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创新,自有历史的合理性。
The cultural advantage of the Central Plains,which takes the Heluo area as the main base,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area had become the country's political,economic and transportation center region in the Qin Dynasty.Although the economic gravity of the country transferred to the southeast after the Six Dynasties,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shifted to the north.In the modern times,the coastal areas got the preferential development.However,the rich basic of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was alway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y.Even in the era which the Central Plains was not treated as the country's administrative center,its status was still influential.In the new era,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possess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of their own.
The cultural advantage of the Central Plains,which takes the Heluo area as the main base,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area had become the country's political,economic and transportation center region in the Qin Dynasty.Although the economic gravity of the country transferred to the southeast after the Six Dynasties,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shifted to the north.In the modern times,the coastal areas got the preferential development.However,the rich basic of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was alway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y.Even in the era which the Central Plains was not treated as the country's administrative center,its status was still influential.In the new era,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possess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of their own.
引文
(1)杨育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1~43页。
(2)赵春青:《新密市新砦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44页。
(3)蔡新法:《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第240页;蔡新法、马俊才:《新密市古城寨龙山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69~270页。
(4)魏兴涛、赵文军、楚小龙:《平顶山市蒲城店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69~270页。
(5)《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日,《温县徐堡龙山文化城址及西周至汉宋明清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6)王青、王良智:《博爱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文物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270~271页。
(7)赵春青:《新密市新砦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第244页。
(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9)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11页。
(10)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28~32页。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30页。
(1)《国语·晋语三》:“……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史记》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语:“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中原”都不包括秦国重心地方即“关中(陕西)”。
(2)今本《国语》作“堕高堙庳”。
(3)吕思勉:《共工、禹治水》,《吕思勉读史札记》甲帙“先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75页。《淮南子·原道》:“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艺文类聚》卷六三引《淮南子》曰:“鲧作九仞之城。”引《博物志》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
(4)《春秋谷梁传·隐公三年》杨士勋疏引麋信云与此文同。
(1)明人杨慎《升庵集》卷五《息壤辩》引“《九章算术》云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壤是息土”,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一五引“《九章算术》穿地四,为壤五,壤为息土”,然而都没有继续深究“息壤”“息土”之说。
(2)《水经注·河水二》:“《世本》曰:‘鲧作城。'《风俗通》曰:‘城,盛也,从土成声。'”
(3)钱穆:《论秦以前的封建制度》,《读史杂志》,第2期(1939年6月)。
(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46页。
(5)《后村集》卷一二。
(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8)参看王子今:《“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中州学刊》,2003年5期。
(1)陆德明《音义》:“注释曰云‘群都,诸采邑也'者,谓大都、小都、家邑三处也。”《周官义疏》卷三引李叔宝说:“群都亦謂公邑也。”
(2)《蔡中郎集》卷四。《文选》卷一四鲍照《舞鹤赋》李善注引作《述行赋》。卷二八陆机《前缓声歌》李善注引作《述征赋》。又《水经注》卷七《清水》亦引作《述征赋》。
(3)参看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9~38页。
(4)参看叶骁军:《都城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7~8页。
(1)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5页至第66页。论者以为这种“主辅都制”对东周一些诸侯国形成影响。楚之都城为郢,但《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在陈、蔡、不羹三县筑城,“赋皆千乘”,称为“三国”。韦昭注曰:“三国,楚别都也。”武城也是楚的辅都之一。“武城有宗庙,楚王常到武城驻次。鄢更是楚的辅都之一。”“齐国在战国时代曾实行五都制度。据《战国策·燕策一》记载,除主都临淄之外,齐国在四境分设平陆、高唐、即墨、莒辅都。燕之主都为蓟,另设下都辅都。”“郑国曾有别都栎。”“战国时期秦国都城雍、栎阳二都并存,亦应为主辅都制。”第222页。今按:所说栎阳为秦都不确。认真分析文献记载,并证之以考古资料,可知栎阳非秦都。参看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3期。
(2)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9页。
(3)杨育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1页至第43页。参看王子今:《中原“群都”现象:上古文明史和国家史的考察》,《中州学刊》,2012年4期。
(1)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册第35~36页,第37~38页。
(1)参看王子今:《论战国晚期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的原因》,《中州学刊》,2006年4期。
(2)参看王子今:《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3)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1~12页。
(4)姜渭水:《中国都城史》,和平出版社,1957年1月版,第136~137页。
(5)对照《荀子》书中有关“中国”的表述,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文化地理涵义。《荀子·王制》论“王者之法”“四海之内若一家”,有这样的文句:“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结、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知“中国”是指四海之内。又《荀子·致士》说:“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其语言“天下”“王者”,而注家有谓:“《诗·大雅·民劳》之篇。‘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速也。”(《荀子》杨倞注)“中国”与“四方”为对,但是其空间界域,可能并不限于“京师”。应是指文化重心地带。
(1)《盐铁论·论邹》载文学言:“邹衍非圣人,作怪误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是汉儒对于“中国”、“天下”、“四海”,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谋求“治”的“君子”来说,“中国”似是倾向于“近”“小”的空间概念。或只看作文化坐标,如清代学者李光地《记南懔仁问答》写道:“所谓‘中国'者,谓其礼乐政教得天地之正理。岂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而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榕村集》卷二○《杂著三》。
(2)参看王子今:《战国秦汉时期楚文化重心的移动——兼论垓下的“楚歌”》,《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3)参看王子今:《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晋阳学刊》,2010年1期。
(4)参看王子今:《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人文杂志》,2003年5期;《从鸡峰到凤台:周秦时期关中经济重心的移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3期。
(5)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11页。
(6)或说句践所迁琅邪在吴越间。已有学者驳议。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一九《史类二》:“《笔丛》曰:《竹书》:‘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吴越春秋》文颇与此合。然非齐之琅邪,或吴越间地名有偶同者。按:《山海经》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郭璞曰:‘琅邪者,越王句践入霸中国之所都。'《越绝书》曰:‘句践徙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何谓非齐之琅邪?”顾颉刚予相关历史记录以特殊重视。《林下清言》写道:“琅邪发展为齐之商业都市,奠基于勾践迁都时。”“滨海之转附(之罘之转音)、朝儛、琅邪均为其商业都会,而为齐君所愿游观。《史记》,始皇二十六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黥(今按:应为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正以有此大都市之基础,故乐于发展也。司马迁作《越世家》乃不言勾践迁都于此,太疏矣!”《顾颉刚读书笔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1月版,第10卷第8045~8046页。辛德勇《越王句践徙都琅邪事析义》就越“徙都琅邪”事有具体考论。《文史》,2010年第1辑。
(1)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1页。
(2)《逸周书·作雒》。
(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4)参看王子今:《论吕不韦及其封君河南事》,《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年1期。
(5)《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王之河南”。
(6)秦末战争中,三川守李由统率的部队曾经是与反秦起义军对抗的主力。李由军拒守荥阳,“吴叔弗能下”(《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又与起义军会战于雍丘等地。“击李由军”,“破李由军”,成为刘邦所部军官最重要的战功记录之一。参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卷九八《傅靳蒯成列传》。
(1)参看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天下之中”》,《光明日报》,2004年9月21日,《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西汉末年洛阳的地位和王莽的东都规划》,《河洛史志》,1995年4期。
(2)《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4)《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1)田余庆:《古运河遐想——〈运河访古〉前言》,《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11月版,第383页。
(2)赵春青:《新密市新砦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44页。
(3)蔡新法:《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第240页;蔡新法、马俊才:《新密市古城寨龙山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69~270页。
(4)魏兴涛、赵文军、楚小龙:《平顶山市蒲城店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69~270页。
(5)《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日,《温县徐堡龙山文化城址及西周至汉宋明清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6)王青、王良智:《博爱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文物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270~271页。
(7)赵春青:《新密市新砦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第244页。
(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9)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11页。
(10)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28~32页。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30页。
(1)《国语·晋语三》:“……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史记》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语:“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中原”都不包括秦国重心地方即“关中(陕西)”。
(2)今本《国语》作“堕高堙庳”。
(3)吕思勉:《共工、禹治水》,《吕思勉读史札记》甲帙“先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75页。《淮南子·原道》:“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艺文类聚》卷六三引《淮南子》曰:“鲧作九仞之城。”引《博物志》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
(4)《春秋谷梁传·隐公三年》杨士勋疏引麋信云与此文同。
(1)明人杨慎《升庵集》卷五《息壤辩》引“《九章算术》云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壤是息土”,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一五引“《九章算术》穿地四,为壤五,壤为息土”,然而都没有继续深究“息壤”“息土”之说。
(2)《水经注·河水二》:“《世本》曰:‘鲧作城。'《风俗通》曰:‘城,盛也,从土成声。'”
(3)钱穆:《论秦以前的封建制度》,《读史杂志》,第2期(1939年6月)。
(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46页。
(5)《后村集》卷一二。
(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8)参看王子今:《“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中州学刊》,2003年5期。
(1)陆德明《音义》:“注释曰云‘群都,诸采邑也'者,谓大都、小都、家邑三处也。”《周官义疏》卷三引李叔宝说:“群都亦謂公邑也。”
(2)《蔡中郎集》卷四。《文选》卷一四鲍照《舞鹤赋》李善注引作《述行赋》。卷二八陆机《前缓声歌》李善注引作《述征赋》。又《水经注》卷七《清水》亦引作《述征赋》。
(3)参看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9~38页。
(4)参看叶骁军:《都城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7~8页。
(1)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5页至第66页。论者以为这种“主辅都制”对东周一些诸侯国形成影响。楚之都城为郢,但《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在陈、蔡、不羹三县筑城,“赋皆千乘”,称为“三国”。韦昭注曰:“三国,楚别都也。”武城也是楚的辅都之一。“武城有宗庙,楚王常到武城驻次。鄢更是楚的辅都之一。”“齐国在战国时代曾实行五都制度。据《战国策·燕策一》记载,除主都临淄之外,齐国在四境分设平陆、高唐、即墨、莒辅都。燕之主都为蓟,另设下都辅都。”“郑国曾有别都栎。”“战国时期秦国都城雍、栎阳二都并存,亦应为主辅都制。”第222页。今按:所说栎阳为秦都不确。认真分析文献记载,并证之以考古资料,可知栎阳非秦都。参看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3期。
(2)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9页。
(3)杨育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1页至第43页。参看王子今:《中原“群都”现象:上古文明史和国家史的考察》,《中州学刊》,2012年4期。
(1)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册第35~36页,第37~38页。
(1)参看王子今:《论战国晚期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的原因》,《中州学刊》,2006年4期。
(2)参看王子今:《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3)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1~12页。
(4)姜渭水:《中国都城史》,和平出版社,1957年1月版,第136~137页。
(5)对照《荀子》书中有关“中国”的表述,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文化地理涵义。《荀子·王制》论“王者之法”“四海之内若一家”,有这样的文句:“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结、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知“中国”是指四海之内。又《荀子·致士》说:“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其语言“天下”“王者”,而注家有谓:“《诗·大雅·民劳》之篇。‘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速也。”(《荀子》杨倞注)“中国”与“四方”为对,但是其空间界域,可能并不限于“京师”。应是指文化重心地带。
(1)《盐铁论·论邹》载文学言:“邹衍非圣人,作怪误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是汉儒对于“中国”、“天下”、“四海”,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谋求“治”的“君子”来说,“中国”似是倾向于“近”“小”的空间概念。或只看作文化坐标,如清代学者李光地《记南懔仁问答》写道:“所谓‘中国'者,谓其礼乐政教得天地之正理。岂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而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榕村集》卷二○《杂著三》。
(2)参看王子今:《战国秦汉时期楚文化重心的移动——兼论垓下的“楚歌”》,《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3)参看王子今:《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晋阳学刊》,2010年1期。
(4)参看王子今:《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人文杂志》,2003年5期;《从鸡峰到凤台:周秦时期关中经济重心的移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3期。
(5)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11页。
(6)或说句践所迁琅邪在吴越间。已有学者驳议。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一九《史类二》:“《笔丛》曰:《竹书》:‘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吴越春秋》文颇与此合。然非齐之琅邪,或吴越间地名有偶同者。按:《山海经》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郭璞曰:‘琅邪者,越王句践入霸中国之所都。'《越绝书》曰:‘句践徙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何谓非齐之琅邪?”顾颉刚予相关历史记录以特殊重视。《林下清言》写道:“琅邪发展为齐之商业都市,奠基于勾践迁都时。”“滨海之转附(之罘之转音)、朝儛、琅邪均为其商业都会,而为齐君所愿游观。《史记》,始皇二十六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黥(今按:应为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正以有此大都市之基础,故乐于发展也。司马迁作《越世家》乃不言勾践迁都于此,太疏矣!”《顾颉刚读书笔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1月版,第10卷第8045~8046页。辛德勇《越王句践徙都琅邪事析义》就越“徙都琅邪”事有具体考论。《文史》,2010年第1辑。
(1)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1页。
(2)《逸周书·作雒》。
(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4)参看王子今:《论吕不韦及其封君河南事》,《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年1期。
(5)《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王之河南”。
(6)秦末战争中,三川守李由统率的部队曾经是与反秦起义军对抗的主力。李由军拒守荥阳,“吴叔弗能下”(《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又与起义军会战于雍丘等地。“击李由军”,“破李由军”,成为刘邦所部军官最重要的战功记录之一。参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卷九八《傅靳蒯成列传》。
(1)参看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天下之中”》,《光明日报》,2004年9月21日,《根在河洛——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西汉末年洛阳的地位和王莽的东都规划》,《河洛史志》,1995年4期。
(2)《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4)《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1)田余庆:《古运河遐想——〈运河访古〉前言》,《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11月版,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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