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会计制序角度来探讨一些会计理论问题。在探讨制度、会计制度、秩序以及会计秩序等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会计制序这一新概念。会计制序是指由包含着种种“会计事态”的“会计秩序”和作为规则与约束的“会计制度”动态发展的“逻辑整合体”,是会计秩序与会计制度融合的结果。接着我们从纵向的角度探讨了会计制序的演进历史,它表现为从会计习惯(个人的)到会计习俗(群体的),从会计习俗到会计惯例(非正式约束),再从会计惯例到会计制度(正式约束)这样一个内在于会计发展过程中的动态逻辑发展进程。从这个角度,我们重新认识了会计发展史,并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从横向的角度,我们主要探讨了会计文化与会计制序、会计契约与会计制序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了纵横交错的以会计制序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在会计制序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着重探讨了会计准则制定问题,并得出一些具有理论前瞻性及实践意义的结论。
本论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首先,本文发展了会计秩序的理论,会计秩序是利益相关者依据其投资的资源进行利益协调与互动的过程,我们首次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对会计秩序进行了研究,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会计秩序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其次,我们整合了会计制度与会计秩序概念,在借鉴社会制序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会计制序”这一新概念。再次,在建立会计制序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讨论了会计制序的演进过程,从而从纵向的角度对会计制序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且也对会计发展史有了新的见解。第四,在会计制序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对于会计文化、会计契约问题重新加以认识,并得出一些新结论。最后,在会计制序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对于会计准则制定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以下一些结论:会计准则是会计制序中会计惯例向会计制度演进的产物;会计制序的发展与完善决定着会计准则的发展与完善。会计准则的发展与完善是由其内在演化力量所决定的,而建构的力量只能顺应内在演化的力量才能真正起作用。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of accounting theory from a new angle----accounting institution.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regulation, accounting regulation, order and accounting order, we set up the new concept of accounting institution. Accounting institution is the dynamic logical entirety including accounting order with all kinds of accounting state of affairs and accounting system as rules and regulations. It is the fusion of accounting order and accounting regulation. Then we approach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accounting institution. It can be described by a dynamic logical development from accounting habit(individual) to accounting custom(group), from accounting custom to accounting convention(unformal regulation), from accounting convention to accounting regulation(formal regulation). From this angle, we reunderstand accounting development and get some new conclusions. From the horizontal angle, we mainly discuss the rel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culture and accounting institution, between accounting contract and accounting institution. So we build a theory system around accounting institution. On the basis of accounting institution theory, we discuss the problem of formul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obtain some conclusions wi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ans.
This paper has new ideas on these below sides. Firstly, we develop the theory of accounting order. Accounting order is a process of benefit coordination between interest group according to its investing resource. We study accounting order in the framework of uncertainty firstly and discuss accounting order preliminarily from the angl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Secondly, we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accounting regulation and accounting order. On the basis of using social institution, we approach the new concept of accounting institution. thirdly, on the basis of accounting institution, we discuss the evolution of accounting institution and recognize accounting institution more deeply from the vertical angle and have a new idea about accounting development. fourthly, guided by accounting institution theory, we reunderstand accounting culture and accounting contract and get some new conclusions. Last, on the basis of accounting institution theory, we discuss the formul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get some next conclusions: Accounting standards are the product of evolution from accounting convention to accounting system.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ccounting institution decide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are decided by its inherent evolutional force, and the constructional force brings into effect by obeying inherent evolutional force.
引文
[1]Don.Etheidge:《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P8。
[2]雷光勇《会计契约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42。
[3]Ball,R and Brown,P.,1968,"An Empirical Evalu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Autumn),PP.159-178.
[1]Simon,H.,1978,"Rationality as Process and as Product of Thought",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Richard T.Ely Lecture,May,vol.68,No.2.
[2]在鲁滨迅所居住的岛上,在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是不会发生交易成本的,因为他不可能与任何人交往;但是当星期五来到岛上时,交易成本就会发生在他们之间。
[1]参见Meade,J.E.,1973,“The Theory of Economic Externalities”,Geneve,P.15.
[2]阿尔钦(Alchian,1969)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使用的权利。德姆塞茨(Demsetz,1967)则认为,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菲吕博顿和平乔维奇(Furubotn and Pejovich,1972,1974)则认为,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并认为产权主要包括人们所拥有的对资产的使用权、收益权与变更资产的形式及内容的处置权.
[3]“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由巴泽尔教授提出,意指谁都可以进入并得到其产权及其价值的某一领域,当然得花费一定的资源。如果交易成本太高或因技术原因对其进行界定无法具体操作,则产权就会继续留在公共领域中。此外,由于技术变迁、新经济物品的出现等原因,公共领域中也会不断进入新的待界定的产权。
[4]参见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4。
[1]也正是这个原因,韦森自创了一个中文词“制序”与之对应。制序就较好地涵盖了英文institution一词的广泛内涵。
[2]参见H·培顿·扬著,王勇译韦森审订《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一书的译者的话第10页.
[1]德国著名学者,其主要探讨哲学以及语言学等问题,在西方哲学学术界地位很高。所谓回溯的方法,就是通过探究词语在大众使用中的最初意思来理解某个概念,从而探索出事物的本源。
[2]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序言页9,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理路,一词也是韦森所创,笔者的理解就是理论路径的简称。
[1]参见North,D.,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ndge University Press.P4,6,47.
[2]参见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历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P195.
[1]参见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7注1。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P423。
[1][英]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P138-141。
[2][美]诺斯著,陈郁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225-226。
[3][美]诺斯:《交易成本、制度与经济史》,载《经济译文》,1994(2)。
[4][美D.North,1990,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s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
[5][美]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253。
[6]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373。
[7][美]康芒斯著,于树生译:《制度经济学》(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P92。
[8][美]爱伦·斯密特:《财产、权利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中文版序,P7。
[1][南]平乔维奇著,蒋琳琦译:《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P3。
[2]转引自姚先国、罗卫东:《比较经济体制分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P43。
[3][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32。
[4][美]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海远东出版社,2001。
[1][美]诺斯著.刘守英等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P64。
[2][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35。
[3][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36。
[4][德]柯武刚、史浸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115。
[1]参见中国会计学会编《2000年会计学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P145。
[2]详细论述参见栾甫贵:《会计制度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P43-44。
[1]栾甫贵:《会计制度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P47。
[2]参见葛家澍主编:《会计基础知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267-268。
[3]笔者这里之所以采纳了会计制度最广义的概念,而不是用会计规范来代替它。一方面是因为会计规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包含的内容相当宽泛;另一方面,是基于借用经济学中对于制度一词的定义和理解,更多地是从经济学中制度的概念的角度来理解会计制度,因此,就会计制度这里的外延来说,其可以看作是制度在会计领域的缩小,或者把会计制度看作是制度一个子集。
[4]周华、戴德明著《会计制度与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6.
[5]周华、戴德明著《会计制度与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46-47。
[6]姜英兵:《论会计标准的实施》,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34。
[1](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56页。
[2]转引自邢建国等《秩序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第54页。
[2]小过值得一提的是,哈耶克本人也认为秩序,就像它的近义词“系统”、“结构”和“模式”一样,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作为一个动词或名词,“order”既可以用来指根据我们的感觉从不同方面对物体或事件加以排列或划分的精神活动的结果,也可以指人们设想客体或事件在一定时间内所具有的、或人们赋予它的一定的物质格局(physical arrangements)。(参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2)
[3]这里的奥尔多就是秩序或者说是秩序的较早渊源,笔者注。
[4]左大培:《弗莱堡经济学派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第23页。
[5]左大培:《弗莱堡经济学派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第24-25页。
[6]欧肯,瓦尔特:《经济政策的原则》,何梦笔主编,李道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左大培:《弗莱堡经济学派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第27-28页。
[2]阿尔弗雷德·席勒等:《秩序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史世伟等译,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3]详细讨论参见严士凡:《秩序与繁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8-11页.
[1]自组织也就是依靠自己组织起来的,这是自然演化的基本方式。在社会运行发展中自组织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2]详细讨论参见严士凡:《秩序与繁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22-29页。
[3]黄冰源等译:《知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思想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4]哈耶克曾这样评价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亚当·斯密首先领悟到.我们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它处在我们的知识和理解力的范围之外.他的‘看不见的手',大慨最好 应当被说成是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我们在自己既不十分了解、其结果也并非出自我们的设想的环境引导下--譬如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机制--去做某些事情。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我们既不了解我们所满足的那些需求,也不了解我们所获得的物品的来源。我们所服务的人,我们几乎全不认识,甚至我们不在乎他们的生存。同时我们的生活,也要依靠不断接受另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所提供的服务。这些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不过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和传统架构--经济的、法律的和道德的--之中,我们通过服从某些并非由我们制定、从我们了解自己制造的东西的功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并不理解的行为规则,使自己适应了这个架构。”(参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P11。)
[1]洪银兴:《市场秩序和规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4-5。
[2]学者吴联生提出“会计域秩序”的概念,笔者这里采用会计秩序的提法,因为吴联生提出“会计域秩序”这一概念,本来就是从哈耶克的秩序概念中引入,并借鉴了唐寿宁(1999)对投资秩序的部分观点,因此,在会计中的秩序,我们将其称为“会计秩序”就可以了,笔者觉得不需要在其中凭白地增加一个“域”字。
[3]唐寿宁:《个人选择与投资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自序第3页
[1]唐寿宁:《个人选择与投资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2]同上,第31页。
[3]同上,第35页。
[4]会计史专家郭道扬教授充分肯定了会计域秩序概念的重要性.认为其是一项理论创新,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会计理论框架。参见吴联生著《当代会计前沿问题研究--创新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1页.
[5]吴联生《会计域秩序与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6]布坎南(美):《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1]同上。
[2]哈耶克:《秩序辩》,邓正来译自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见《风险、不确定性与秩序》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
[3]同上291页。
[4]该例子参见哈耶克:《秩序辩》,邓正来译自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见《风险、不确定性与秩序》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1]哈耶克:《秩序辩》,邓正来译自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见《风险、不确定性与秩序》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1]葛家澍:《复式簿记和巴其阿勒的簿记理论》,《财会通讯》1994,S1
[2]唐寿宁:《投资活动中的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秋季号。
[3]同上。
[1]参见弗兰克·H·奈特著,安佳译《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唐寿宁:《风险、不确定性与秩序》,见《风险、不确定性与秩序》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17页。
[1]吴联生:《会计域秩序与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1]此篇文章见北京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主编《风险、不确定性与秩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P132-154。
[1][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33。
[2][美]阿兰·斯密德著,刘璨等译《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P6。
[3]栾甫贵:《会计制度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P30。
[1][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35。
[2][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50。
[3]下图引用自周华等著《会计制度与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262。 实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这样的观点。这些可以看作是对于社会制序演进理性主义理路的最早萌芽。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下卷页27。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302。
[3]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P2.
[1]工具理性最早是由韦伯提出米,其英文为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从这个词又引申出工具理性主义(instrumental rationalism)。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示工具理性或工具理性主义的特征或主张,就是用理性的方法看什么工具或方法更有效,以便达到人们(不管是否符合“价值理性”)的目的。比如,如果一个要赚钱,哪种办法最能使他赚钱就应该采取哪种办法。简言之,考虑并采取最有效的手段以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工具理性。从这一分析视角来看,整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精神底蕴就是工具理性主义。经典博弈论的理论分析精神也是如此。(参见韦森,2001)
[2]凡伯伦的成名作是《有闲阶级论:制序的经济研究》(1899),后来他又出版了《企业论》(1904)和《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及其他论文》(1919)等几本著作。
[3]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纲要”,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P1-10。
[2]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译,上海人民/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P7。
[3]同上,P32。
[1]详细论述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P98-101。
[2]North,D.,1987,"Institutions,Transaction costs and Economic Growth",Economic Inquiry,Vol.25(July)P.422.
[3]North,D.,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6.
[1]同上,P177。
[2]参见[加]威廉·R·斯科特著,陈汉文等译《财务会计理论》.机构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原书第三版(2003),P3。
[1]熊彼特(1934)认为,若没有习惯的帮助,无人能应付得了每日必须干的工作,无人能生存哪怕是一天。(转引自江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曾论述到习惯在人们消费行为中的作用。他说:“个人的习惯性生活标准通常是对其收入的第一位的要求.”而美国经济学家James Duesenberry(1949)所作的一项实证研究中发现,人们的消费行为是既是适应性的,也是习惯性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的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并不相符。而英国经济学家Hodgson (1988.P131)则发现,习惯在企业行为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2]郑也夫,“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概念之批判”,《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
[3]Sumner,William G.1906(1959),Folkways,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Manners,Customs,Mores and Morals,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1][德]埃克哈特·施里特著,秦海等译《习俗与经济》,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1-2页。
[2]中国知名的研究哈耶克的专家邓正来在翻译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一些地方的custom就被误译为“习惯”(中译本第71页),而张雄在《习俗与市场》一文中,也没有认真区分习惯与习俗,而是把习惯与习俗等同起来,二者只有非常细微的区别(《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34页)。
[3]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P412。
[4]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315。
[5]Hayek,F.A.,1988,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 17.
[6]转引自方建国,《习俗经济的文化品质与契约演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11。
[1]参见郭道扬著《会计史研究》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3-7。
[1]参见安东尼·德·雅赛著《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00.
[1]自我强制执行的规则可以用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来解释。下雪了,路没有了,第一个在雪中走的人没有选择,只有在雪覆盖的田地里努力踩出一条路来。第二走的人既可以使用第一个人走出来的路,也可以在没有踩过的雪上穿行,但显然走别人踩过的路是他的首先选择,随着踩这条路的人越来越多,踩出来的路相对于没有踩过的雪的优势就越来越大,以后走过田地的人都将采纳走这条路的惯例。对于最先踩出这条路的人来说,这条路也许是最近的路,但是对于后来走这条路的人来说就不一定了:目的地不同,最短的路径当然就不一样。但是,后来者走次最佳的路也是划得来的,因为没有任何个人可以受益于率先踩出一条更好的路。可是要是有人已经踩出一条路来,大家都愿意使用这条路。实际中采纳这条路的人越多,这条路就会走越来越平整,这样又会有更多的人去选择走这条路,最后走这条路就成为一个自我强制执行的惯例了。(例子来源于I·M·克兹内尔的“知识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转引自雅赛《重申自由主义》,P103-104。)类似的例子还有山路的形成、交通规则的形成等等。
[2]为什么需要强制执行?关于排队的例子可以很好解释这个问题。排队是遵守一个不言自明的基本原则的行为。在公共汽车站,在柜台前,在任何不是以功过或支付愿望和支付能力决定先后顺序的地方,先来后到似乎理应成为一个惯例的基础。不过这个惯例与上面的例子不同的是,这一惯例具有这样的特性:遵守这一惯例的人越多,不遵守这一惯例的人所能获得的好处就越大。正是有这一点的吸引,在长队伍中加塞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当加塞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导致的结果必然就是大家都不排队而往前拥,排队的规则自己就会解体,此时就需要强制力量来执行这个惯例。(参考雅赛《重申自由主义》,P107。)在春运期间,排队买票的人增多往往需要增加维持排除秩序的人员,以保证排队惯例的执行。
[3]参见安东尼·德·雅赛著《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03-110。
[4]参见夏恩·桑德著,方红星等译《会计与控制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122-123。
[5]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5。
[6]在《制度经济学》中,康芒斯说:“至于某些习俗,像商誉、同业行规、契约的标准形式、银行信用的使用、现代稳定货币的办法等等这一切都被称为‘惯例',好像习俗与惯例有一种区别似的。可是,除了所要
[1]S.Davidson,C.L.Stickncy and R.L.Weil,Financial Accounting:An Introduction to Concepts,Methods,and Uses,3~(rd).(Chicago:Dryden Press,1982)转引自夏恩·桑德著《会计与控制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版,P123。
[2]Stephen Gilman,Accounting Concepts of profit(New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39),P.184,转引自夏恩·桑德著《会计与控制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版,P124。
[1]夏恩·桑德著《会计与控制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版,P124。
[1]参见周华、戴德明著《会计制度与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99。
[2]参见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26-38页。
[3]参见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350页.
[1]引自S.Paul Garner,Evolution of Cost Accounting to 1925(Alabam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54),P.321
[2]参见Reed K.Storey,"Rcvenue Realization,Going Concern,and Measurement of Income”,Accounting Review 34(April 959),236-237
[3]参见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353-354页。
[4]引自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355页。
[5]引自Eldon S.Hendriksen,Accounting Theory,revised.(Homewood,Ⅲ,Richard D.Itwin,1970),PP278-279
[6]参见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359-360页。
[1]参见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146-147页.
[1]美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Harold J.Berman考证,作为欧洲大陆法律渊源的“罗马法”本身就是习俗法。在13世纪的法兰西的王室法中,也存在大量的习俗、惯例因素。Berman曾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法律最终都依赖于习俗和惯例。(转引自韦森2001)
[2]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P240。
[3]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P240-248。
[1]民商法即是民法与商法的简称,在大陆法系中是将二者进行划分的,但是英美法并没有做这样的划分,故这里用民商法这一统称。
[2]参考周华等著《会计制度与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30-31。
[1]叶秋华:《西方经济法律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郭道扬:《会计大典》(第二卷):会计史,会计史教程(第一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1]以下论述主要参考郭道扬:《论两大法系的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会计研究》2002年第8、9期。
[1]参考郭道扬:《论两大法系的会计法律制度体系_续》,《会计研究》2002年第9期。
[1]参见韦森著《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8-9。
[2]参见韦森著《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9。
[3]参见《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P3510。
[4]参见王作新著《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P1-3。
[1]参见梁启超:《什么是文化》,载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12-19。
[2]蔡元培:《何为文化》,见《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63,P113.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P53。
[4]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11-13。
[5]当代人类学家哈里斯曾明确指出:“文化概念意指一些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即习俗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转引自韦森,2003,P12)。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将文化界定,“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文化论》,费孝通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P2)。这些都是这第一种对文化的定义的典型代表.
[6]Geerts就主张把文化概念缩小到一种狭义的、专业化的和……理论上更有强大(解释)力量的概念(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
[1]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15。
[2]韦森著《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27。
[1]哈耶克明确指出:“人个几乎像遗传的本能那样无意识地习惯于遵从习得的规则(对习得的规则的遵从日益取代了天生的本能)。由于在这两种行为的决定因素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以至于我们无法对这二者作出严格的区分。”(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7)。
[2]参见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30。
[3]以下论述参考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章。
[4]所谓哲学本体论,就是从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
[1]Schneider,D.,1972,"What is Kinship all about?" in P.Reinig(ed.),Kinship Studies in the Morgan Memorial Year,Washington D.C.:Anthropology Society Washington.P.38.
[2]斯皮罗,《文化与人性》,徐俊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P34-35。
[3]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38。
[1]参考劳秦汉《会计伦理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61。
[2]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中,儒家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也就是在华夏族国或社会中按圣人的箴规所生成的按每个人的“身份-角色”的要求和期望进行交流的社会制序安排。这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关系类型。按这种关系类型所型构出来的社会制序的整体,也就是典型的中国“礼俗社会”。(韦森,2003,P42)
[3]Linton,R.,1936,The Study of Man:An Introduction,NewYork:D.Appleton-Century.转引自韦森,2003,P41。
[4]信息源一词借用格尔兹,见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43-51。
[1]参见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43-44。
[2]格尔兹曾说:“与基因和其他非象征符号信息源不同,文化模式具有本身的双重性:既按照现实来塑造自身.也按照自身来塑造现实,它们以此把意义即客观的概念形式,赋予社会和心理的现实。”这正表明文化与制序之间有着复杂的双向作用关系。(格尔兹,1999,P93)
[3]转引自仇林明英、周勤贵,《欧美国家与中国会计规范体制的文化比较》,《会计研究》1994年第5期。
[4]Gray,S.J.,"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Systems Internationally", Abacus,Vol.24,No.1,March 1988.
[1]劳秦汉,文化环境·会计人·会计实务与理论--兼论中西文化环境对会计的不同影响,《会计研究》2001年第1期。
[2]参见刘骏,美国文化对会计规则制定的影响,《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6年第11期。
[1]劳秦汉,会计环境文化与会计文化问题研究,《四川会计》1998年第9期,第9页。
[2]冯巧根,会计文化试探,《财会通讯》1993年第11期,第11页。
[3]郭道扬,《会计史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P9。
[4]刘开瑞,会计文化初探,《四川会计》1991年第1期。
[5]刘骏,试论会计文化,《当代财经》1992年第5期。
[1]毛伯林,试论会计文化,《财会通讯》1993年第8期。
[2]陈之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财会通讯》1993年第5期。
[3]劳秦汉,会计环境文化与会计文化问题研究,《四川会计》1998年第9期.第11-12页。
[4]这里的会计人是广义的,既包括会计工作人员.也包括会计职业阶层。
[1]易宪容:《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P10,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这一部分是从文字渊源的角度来探讨了契约的起源,契约概念超出交易范围所具有的含义就形成了其他形式的契约。如前所述。最早出现的契约概念其实是指经济契约,经济生活中的交换行为、交换习俗,逐渐形成习惯法。进而形成了法律契约。而人们把经济契约中包含的基本思想如自由、平等、意思自治推及政治生活领域就产生了政治契约或社会契约。
[3]康芒斯著《制度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74。
[4]康芒斯著《制度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74-86。
[1]参考陈国富《契约的演进与制度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15-16。
[1]在普通人所订立的合同总数中,定式合同的数量占到了99%左右。(见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P118,法律出版社,1997。
[2]参见North。D.C.1990.Institutions,Ins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4.
[3]约翰·希克斯著《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P11-24。
[4]参见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5]科斯、哈特等著,李风圣译《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译者前言P4-5。
[1]以上论述参考雷光勇:《会计契约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70-82。
[2]雷光勇:《会计契约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89。
[3]李凤圣:《契约经济学》导论.P2-4,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郭道扬:《会计史教程》,P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2]雷光勇:《会计契约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110。
[3]雷光勇:《会计契约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111。
[1]具体的论述参见雷光勇:《会计契约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111-122。
[2]雷光勇:《会计契约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123-124。
[3]当代学者从契约角度研究会计问题集中在会计政策选择、会计规则和会计控制方面,前者的代表人物如瓦茨和齐默尔曼等人,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普·桑德等。
[4]雷光勇:《会计契约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125。
[1]雷光勇:《会计契约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214。
[2]参见Milgrom,Paul and John Roberts,1992,Economics,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Chap 5.
[1]参见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著,张军等详《法和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参见费方域著《企业的产权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新1版,P79。
[3]人的理性是有限,体现在每个人一生可以利用的时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处理的信息也是有限的,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认识也是有限的等等。有限理性很好地解释了“聪明人办糊涂事”或“聪明反被聪明误”等现象。
[4]参见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5]有些学者认为,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的三个方面并不是真正的有限理性的特征。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一般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按同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没有变,这也正是主流经济学能够将西蒙提出的三个方面融入其模型的内在原因。参见《杨小凯谈经济》一书。
[6]参见Willamson,O.E.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
[1]Schwarts(1992)认为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在于以下五个方面:不可避免的语言局限性、交易者的疏忽、签约成本的限制、信息不对称及交易双方对隐性契约的偏好。
[2]威廉姆森:《经济组织的逻辑》,载陈郁编:《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69。
[3]参见陈国富《契约的演进与制度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74.
[1]姜英兵《论会计标准的实施》,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39-40。
[1]斯蒂芬·A·泽夫著《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P1-19。
[1]刘峰著《会计准则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P131.
[2]时任会计程序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的桑德斯认为制订会计原则的基本程序所体现的哲学基础应是“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有一条真理十分清楚,能存在的东西就是对的”(《美国会计史》1979版),显然其想法与会计程序委员会的做法是相一致的。而这更进一步加强了会计程序委员会的救火式制定会计准则的方式,也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要求。
[3]转引自刘峰著《会计准则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P135。
[1]参见Most,K.S.,1986:Accouting Theory,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of Canada,Limited.P106。
[2]参考郭道扬《会计史研究》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444-446.
[1]这部分的探讨参考郭道扬《会计史研究》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468-474。
[1]斯蒂芬·A·泽夫著《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P21。
[1]参考刘峰著《会计准则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P216-217。
[2]参见郭道扬:《论两大法系的会计法律制度体系》,《会计研究》2002年第8期。
[1]参考刘峰著《会计准则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P188。
[1]孙铮、刘浩《中国会计改革新形势下的准则理论实证研究及其展望》,《会计研究》2006,9。
[2]王荣昌《会计基本准则的中国特色分析》,《财会通讯》2007,10。
[3]参见刘峰等:《会计准则能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吗》,《会计研究》2004年第5期。
[1]M.R.Mathews and M.H.B.Perera.Accounting Theory and Development.1991,P.111.
[2]M.R.Mathews and M.H.B.Perera.Accounting Theory and Development.1991,P.111-112.
[1]夏恩·桑德《会计与控制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142。
[1]参见郭道扬:《论统一会计制度》,《会计研究》2005年第1期。
[1]斯蒂芬·A·泽夫著《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P22。
[2]斯蒂芬·A·泽夫著《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P23。
[3]参见陈毓圭译《论改进企业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P126。
[1]斯蒂芬·A·泽夫著《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P24。
[1]綦好东等《中国会计准则制定: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会计研究》2003。9,P18-23。
[2]斯蒂芬·A·泽夫著《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P 137-138。
[1]斯蒂芬·A·泽夫著《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P151。
[2]参见王建新《会计准则制定的博弈过程与我国会计准则》,《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1,P111-115。
[1]参考雷光勇《会计契约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240-243.
[2]Zeff.S.A.1978,"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Journal of Accountancy,10:56-63.
[3]雷光勇等《经济后果、会计管制与会计寻租》,《会计研究》。2001,9。
[4]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雷光勇《会计契约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P218-220。
[1]H·培顿·扬著,王勇译《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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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兰·斯密德著,刘璨等译:《制度与行为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埃克哈特·施里特著,秦海等译《习俗与经济》,长春: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
[5]爱伦·斯密特:《财产、权利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新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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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东尼·唐斯著,姚洋等译《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原书为1965年出版
[9]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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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编:《会计要素与财务报告》,大连:大连出版社2005年版
[13]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编:《会计要素与财务报告》,大连:大连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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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郭道扬:《会计史研究》第二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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