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年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主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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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有两项:一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二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二者在研究缘起、研究旨趣、运作方式及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都有所不同。总体上,前者体现了政区地理的"通代研究",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断代政区地理研究";前者代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型,而后者似显示出历史疆域政区研究向历史学的回归。此外,70年来的疆域政区研究在旧史料的整理和新出史料的解析和运用、新的研究视野和GIS科技手段的使用、历史政治地理学理论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there have been two landmark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the territory and political districts in China's historical period: one is the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and the other is "The History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By comparison, we find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in the origin of research, research interest, mode of ope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research results. In general, the former reflects the "change among the dynasties" of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while the latter further develops into "the changes within the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er; the former represents transformo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eography to the modern historical geography. while the latter seems to show the return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district research to history. In addition, 70 years of territorial and political district research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compilation of ol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analysis and use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new research horizons, the application of GIS techn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geography the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there have been two landmark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the territory and political districts in China's historical period: one is the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and the other is "The History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By comparison, we find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in the origin of research, research interest, mode of ope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research results. In general, the former reflects the "change among the dynasties" of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while the latter further develops into "the changes within the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er; the former represents transformo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eography to the modern historical geography. while the latter seems to show the return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district research to history. In addition, 70 years of territorial and political district research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compilation of ol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analysis and use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new research horizons, the application of GIS techn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geography theory.
引文
(1)如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北京)开明书店,1946年等。
(2)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附论我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换》,《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收入氏著《历史地理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178页。
(3)“发刊词”为顾颉刚、谭其骧合撰,此据《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3-367页。
(4)清儒的地理考据成就,可参看华林甫:《清儒地理考据研究》(全四册),(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
(5)有关《禹贡》半月刊的研究成果极多,与本文主旨相关且较为重要者,可参看Tang Xiaofeng(唐晓峰),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 Change in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Geographical Past of China.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Ltd.2000,pp.94-130.杨军辉:《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孙喆:《以沿革地理学重构边疆:顾颉刚及〈禹贡〉半月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求是学刊》2013年第3期,第164-170页。
(6)刘清涛:《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第64-73页;冯建勇、厉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人文杂志》2018年第10期,第1-12页。
(7)蓝勇:《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思考》,《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57-63页。
(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前言”,(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
(9)丁超:《政事与人事: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第186-212页。
(10)葛剑雄:《谭其骧日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文中所引《日记》皆据此书,不一一注明。
(11)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1页。
(12)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卷首题词”。
(13)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收入《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
(14)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5)李大龙:《试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分期与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第22-32页;张云:《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特征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第22-29页。
(16)孙勇、王春焕:《时空统一下国家边疆现象的发生及其认识——兼议“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争鸣》,《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第103-113页。
(17)李鹏:《清末民国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与民族国家建构》,《史林》2018年第1期,第108-121页;孙进己:《我国历史上疆域形成、变迁的理论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28-83页。
(18)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19)顾颉刚、章巽等人编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在审查时由于“处理国界和少数民族地区方面”存在问题,不允许公开发行,只在1955年出版内部本。参看景凯旋:《顾颉刚先生与现代中国历史图的编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辑,第96-103页。
(20)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4-39页。
(21)史念海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刊号(1981年第1辑)所作《序》中说:“如果要举出三十年来较为重要的成就,这里首先提到的是《中国自然地理》一书中的《历史自然地理篇》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则是一部有相当分量的工具书。有了这样一部工具书,使历史地理的发展有了更牢靠的凭借和基础。”
(22)笔者曾翻检1974年出版八开精装本和散装本,不仅开本大、地图醒目,底图还用不同颜色表示地形地貌,使历史地名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得到充分展现,其印制之精美不仅远超1975年出版的16开普及内部本,也大优于1982年出版16开公开发行本。1984年5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复旦大学曾赠送该图集。
(23)谭其骧:《〈西汉政区地理〉序》,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24)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25)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第18页。
(26)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27)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28)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12-13页。
(29)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16页。
(30)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31)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
(32)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33)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34)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5)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0页。
(36)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施和金:《北齐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37)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安介生:《〈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南阳]顾野王著,顾恒一、顾德明、顾久雄辑注:《舆地志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8)华林甫:《二十世纪正史地理志研究述评》,《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2期,第43-49页。
(39)参看《历史地理》第38辑“封二”介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40)马孟龙:《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第89-96页。
(41)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1期,第45-49页;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51页。
(42)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544-545页,图2-29。
(43)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68-172页;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63-67页;徐少华、李海勇:《从出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考古》2005年第11期,第63-70页。
(44)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5-10页;陈伟:《“江胡”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辑,第116-119页;孙慰祖:《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陈振濂:《西泠印社》总第31辑《战国秦汉封泥文字研究》,(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第19-25页;于薇:《浅谈岳麓秦简中的“江胡郡”与“衡山郡”》,《古文字研究》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33-439页。
(45)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6-188页。
(46)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文史》2006年第1、2期,收入氏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92页;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12-47页。
(47)吴良宝:《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20页;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晏昌贵:《出土文献与古代政区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09-123页;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48)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文史》第28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收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34页;王晖:《西周春秋“還(县)”制性质研究——从县的本义说到一种久被误解的政区组织》,《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第39-47页;黄锦前:《申论西周金文的“县”——兼谈古文字资料对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文史哲》2017年第6期,第139-152页;王进锋:《西周时期的县》,《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第159-172页。
(49)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50)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51)李鸿宾:《唐代北部疆域的变迁——兼论疆域问题的本质与属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第63-76页;周振鹤:《盛京、直省与藩部——清代疆域地理的行政结构》,《史林挥麈:纪念方诗铭先生学术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2-271页;赵现海:《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差序疆域”》,《江海学刊》2019年第3期,第163-173页。
(52)晏昌贵、郭涛:《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考》,《简帛》第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5-154页。
(53)周振鹤:《新旧汉简所见县名与里名》,《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165页;晏昌贵:《增补汉简所见县名与里名》,《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9-255页;马孟龙:《〈新旧汉简所见县名与里名〉订补》,《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1-160页。
(54)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辨正》,《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收入氏著《莱芜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24页;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36-43页。
(55)鲁西奇:《制度的地方差异性与统一性:隋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行》,《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81-203页;《聚落、地域性联合与古代早期的社会控制——〈周礼〉乡里制考原》,《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26-140页;《王朝国家的社会控制及其地域差异——以唐代乡里制度的实行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56-169页。
(56)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57)张伟然:《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2-193页。类似的研究亦可见徐建平:《民国时期的政区调整理与民意表达——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江宁县反对废县运动为例》,《历史地理》第3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7-61页。
(58)林昌丈:《政区与地方社会的融汇——以秦汉六朝时期的郯县、鄮县为例》,《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63-80页。
(59)毋有江:《北魏政治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24-139页。
(60)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61)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8-130页。
(62)吴滔、佐藤仁史:《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63)谢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35-57页;《“以屯易民”——明清南岭卫所军屯的演变与社会建构》,《文史》2014年第4辑,第75-110页。
(64)田毅:《地域社会与行政区划:基于平顺县置废的研究》,《历史地理》第36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1-124页。
(65)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66)张萍:《地理信息系统(GIS)与中国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第35-47页。
(67)http://yugong.fudan.edu.cn/views/chgis_index.php?list=Y%EF%BC%86tpid=700.
(68)http://qinggis.fudan.edu.cn/.
(69)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4-29页;徐建平:《GIS支撑下的中国县级政区沿革基础数据(1912-2015)——以甘肃省为例》,《历史地理》第38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57-268页。
(70)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0年;200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副标题改作“中国行政区划沿革”。
(71)周振鹤:《构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72)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73)郭声波:《历史政治地理常用概念标准化举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辑,第20-24页。
(74)谭其骧:《中国历代政区概述》,《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50页。按此文原分为几个部分,先发表于《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和《文史知识》1987年第3期。
(75)李晓杰:《体国经野——历代行政区划》,(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4-224页。
(76)华林甫:《中国政区层级演变之两大循环说》,《江汉论坛》2014年第1期,第142-144页。
(77)侯甬坚:《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划原则》,《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1993年第5期,收入氏著《历史地理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64页。
(78)郭声波:《中国历史政区的圈层结构问题》,《江汉论坛》2014年第1期,第134-141页;《从圈层理论看历代政治实体的性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6-92页。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71-183页。
(79)关于历史政治地理学还有其他研究途径,如唐晓峰基于早期中国的研究经验,从地域控制和地理景观的角度对传统政治地理进行阐发(唐晓峰:《王都与岳域: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边疆都城的正统性问题》,《九州》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03-213页);张伟然等对历史政治地理学中的下垫面的探讨(张伟然等:《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1-82页;张伟然、李伟:《论中国传统政治地理中的水域》,《历史地理》第3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1-152页),均极具理论研究意义。然本文偏重于历史时期的疆域和政区变迁,限于篇幅,不能遍及,读者谅之。
(80)陈桥驿:《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129-137页。
(81)谭其骧、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进展》,《地理学报》1990年第2期,第172-179页。
(82)《图集》将《汉志》疆域政区的年代拟定在成帝元延(前12-前9年)、绥和(前8-前7年)之际,《通史》则据马孟龙说,定在元延三年(前10年)。
(2)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附论我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换》,《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收入氏著《历史地理学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178页。
(3)“发刊词”为顾颉刚、谭其骧合撰,此据《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3-367页。
(4)清儒的地理考据成就,可参看华林甫:《清儒地理考据研究》(全四册),(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
(5)有关《禹贡》半月刊的研究成果极多,与本文主旨相关且较为重要者,可参看Tang Xiaofeng(唐晓峰),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 Change in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Geographical Past of China.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Ltd.2000,pp.94-130.杨军辉:《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孙喆:《以沿革地理学重构边疆:顾颉刚及〈禹贡〉半月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求是学刊》2013年第3期,第164-170页。
(6)刘清涛:《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第64-73页;冯建勇、厉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人文杂志》2018年第10期,第1-12页。
(7)蓝勇:《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思考》,《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57-63页。
(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前言”,(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
(9)丁超:《政事与人事: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第186-212页。
(10)葛剑雄:《谭其骧日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文中所引《日记》皆据此书,不一一注明。
(11)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1页。
(12)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卷首题词”。
(13)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收入《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
(14)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5)李大龙:《试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分期与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第22-32页;张云:《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特征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第22-29页。
(16)孙勇、王春焕:《时空统一下国家边疆现象的发生及其认识——兼议“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争鸣》,《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第103-113页。
(17)李鹏:《清末民国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与民族国家建构》,《史林》2018年第1期,第108-121页;孙进己:《我国历史上疆域形成、变迁的理论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28-83页。
(18)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19)顾颉刚、章巽等人编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在审查时由于“处理国界和少数民族地区方面”存在问题,不允许公开发行,只在1955年出版内部本。参看景凯旋:《顾颉刚先生与现代中国历史图的编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辑,第96-103页。
(20)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4-39页。
(21)史念海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刊号(1981年第1辑)所作《序》中说:“如果要举出三十年来较为重要的成就,这里首先提到的是《中国自然地理》一书中的《历史自然地理篇》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则是一部有相当分量的工具书。有了这样一部工具书,使历史地理的发展有了更牢靠的凭借和基础。”
(22)笔者曾翻检1974年出版八开精装本和散装本,不仅开本大、地图醒目,底图还用不同颜色表示地形地貌,使历史地名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得到充分展现,其印制之精美不仅远超1975年出版的16开普及内部本,也大优于1982年出版16开公开发行本。1984年5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复旦大学曾赠送该图集。
(23)谭其骧:《〈西汉政区地理〉序》,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24)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25)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第18页。
(26)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27)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28)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12-13页。
(29)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16页。
(30)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31)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
(32)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33)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34)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5)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0页。
(36)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施和金:《北齐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37)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安介生:《〈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南阳]顾野王著,顾恒一、顾德明、顾久雄辑注:《舆地志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8)华林甫:《二十世纪正史地理志研究述评》,《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2期,第43-49页。
(39)参看《历史地理》第38辑“封二”介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40)马孟龙:《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二年律令·秩律〉抄写年代研究——以汉初侯国建置为中心》,《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第89-96页。
(41)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1期,第45-49页;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51页。
(42)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544-545页,图2-29。
(43)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68-172页;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63-67页;徐少华、李海勇:《从出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考古》2005年第11期,第63-70页。
(44)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5-10页;陈伟:《“江胡”与“州陵”——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两个地名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辑,第116-119页;孙慰祖:《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陈振濂:《西泠印社》总第31辑《战国秦汉封泥文字研究》,(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第19-25页;于薇:《浅谈岳麓秦简中的“江胡郡”与“衡山郡”》,《古文字研究》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33-439页。
(45)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6-188页。
(46)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文史》2006年第1、2期,收入氏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92页;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12-47页。
(47)吴良宝:《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20页;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晏昌贵:《出土文献与古代政区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09-123页;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48)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文史》第28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收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34页;王晖:《西周春秋“還(县)”制性质研究——从县的本义说到一种久被误解的政区组织》,《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第39-47页;黄锦前:《申论西周金文的“县”——兼谈古文字资料对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文史哲》2017年第6期,第139-152页;王进锋:《西周时期的县》,《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第159-172页。
(49)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50)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51)李鸿宾:《唐代北部疆域的变迁——兼论疆域问题的本质与属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第63-76页;周振鹤:《盛京、直省与藩部——清代疆域地理的行政结构》,《史林挥麈:纪念方诗铭先生学术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2-271页;赵现海:《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与“差序疆域”》,《江海学刊》2019年第3期,第163-173页。
(52)晏昌贵、郭涛:《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考》,《简帛》第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5-154页。
(53)周振鹤:《新旧汉简所见县名与里名》,《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165页;晏昌贵:《增补汉简所见县名与里名》,《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9-255页;马孟龙:《〈新旧汉简所见县名与里名〉订补》,《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1-160页。
(54)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辨正》,《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收入氏著《莱芜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24页;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36-43页。
(55)鲁西奇:《制度的地方差异性与统一性:隋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行》,《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81-203页;《聚落、地域性联合与古代早期的社会控制——〈周礼〉乡里制考原》,《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26-140页;《王朝国家的社会控制及其地域差异——以唐代乡里制度的实行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56-169页。
(56)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57)张伟然:《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2-193页。类似的研究亦可见徐建平:《民国时期的政区调整理与民意表达——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江宁县反对废县运动为例》,《历史地理》第3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7-61页。
(58)林昌丈:《政区与地方社会的融汇——以秦汉六朝时期的郯县、鄮县为例》,《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63-80页。
(59)毋有江:《北魏政治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24-139页。
(60)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61)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8-130页。
(62)吴滔、佐藤仁史:《嘉定县事——14-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63)谢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35-57页;《“以屯易民”——明清南岭卫所军屯的演变与社会建构》,《文史》2014年第4辑,第75-110页。
(64)田毅:《地域社会与行政区划:基于平顺县置废的研究》,《历史地理》第36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1-124页。
(65)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66)张萍:《地理信息系统(GIS)与中国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第35-47页。
(67)http://yugong.fudan.edu.cn/views/chgis_index.php?list=Y%EF%BC%86tpid=700.
(68)http://qinggis.fudan.edu.cn/.
(69)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4-29页;徐建平:《GIS支撑下的中国县级政区沿革基础数据(1912-2015)——以甘肃省为例》,《历史地理》第38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57-268页。
(70)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0年;200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副标题改作“中国行政区划沿革”。
(71)周振鹤:《构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72)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73)郭声波:《历史政治地理常用概念标准化举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辑,第20-24页。
(74)谭其骧:《中国历代政区概述》,《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50页。按此文原分为几个部分,先发表于《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和《文史知识》1987年第3期。
(75)李晓杰:《体国经野——历代行政区划》,(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4-224页。
(76)华林甫:《中国政区层级演变之两大循环说》,《江汉论坛》2014年第1期,第142-144页。
(77)侯甬坚:《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划原则》,《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1993年第5期,收入氏著《历史地理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9-64页。
(78)郭声波:《中国历史政区的圈层结构问题》,《江汉论坛》2014年第1期,第134-141页;《从圈层理论看历代政治实体的性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6-92页。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71-183页。
(79)关于历史政治地理学还有其他研究途径,如唐晓峰基于早期中国的研究经验,从地域控制和地理景观的角度对传统政治地理进行阐发(唐晓峰:《王都与岳域: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边疆都城的正统性问题》,《九州》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03-213页);张伟然等对历史政治地理学中的下垫面的探讨(张伟然等:《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1-82页;张伟然、李伟:《论中国传统政治地理中的水域》,《历史地理》第3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1-152页),均极具理论研究意义。然本文偏重于历史时期的疆域和政区变迁,限于篇幅,不能遍及,读者谅之。
(80)陈桥驿:《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129-137页。
(81)谭其骧、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进展》,《地理学报》1990年第2期,第172-179页。
(82)《图集》将《汉志》疆域政区的年代拟定在成帝元延(前12-前9年)、绥和(前8-前7年)之际,《通史》则据马孟龙说,定在元延三年(前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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