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反对古文并引进欧化语法原因辨析:中国语文面对现代化与国民性改造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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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Why did Lu Xun oppose classical Chinese and introduce European grammar: The dilemma of Chinese language facing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character reform
  • 作者:张钊贻
  • 英文作者:Zhang Zhaoyi;
  • 关键词:语文现代化 ; 改造国民性 ; 硬译 ; 欧化语法 ; 威廉·馮·洪堡特
  • 中文刊名:东岳论丛
  • 英文刊名:Dongyue Tribune
  • 机构:昆士兰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 出版日期:2019-02-01
  • 出版单位:东岳论丛
  • 年:2019
  • 期:02
  • 语种:中文;
  • 页:28-38+192
  • 页数:12
  • CN:37-1062/C
  • ISSN:1003-8353
  • 分类号:H146
摘要
鲁迅的文学成就部分得益于古文,因为经典古文发挥了汉语美学的特长,然而鲁迅却极力反对古文,因此受到质疑。但鲁迅其实不是讨论文学写作。现代化以科技为基础,而科技要求语文精密严谨,这却是古文无法达到的,所以中国现代化也要求语文改革。从"硬译"和引进欧化语法的主张看来,鲁迅反对古文是要中国语文能够精密严谨的意思,符合现代社会要求,并非考虑文章是否写得好。语文改革同时也为了"改造国民性",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语文跟国民精神有联系,也是洪堡特的观点。尽管鲁迅实验性的"硬译"和欧化不是完全成功,但欧化语法词汇已成中国现代语文的组成部分,尤其经过建国后的语文建设和规范,中国语文已成为一种现代世界的语言。"硬译"和语文欧化的弊病是中西交流不可完全避免的现象,若回归古文又不讲究现代语法,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丢弃历来语文现代化的成果。
        Lu Xun's literary success was partly due to his training in classical writings because exemplary classical writings manifest the aesthetic specialty of classical language. However,Lu Xun was against classical writing and was criticised because of this.Actually,Lu Xun was not discussing the literary writing.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requires the reform of language.Taking his advocacy for"hard translation"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grammar into account,the reason for Lu Xun's opposition to classical writing was to promote that Chinese language should express accurately and strictly.It met the demand of modern society.At the same time,the reform of Chinese language is for the purpose of "transform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which is also the require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Wilhelm von Humboldt had the same opinion about language's association with national spirit.Although Lu Xun's experimental "hard translation"and Europeanization are not completely successful,Europeanized grammar and vocabulary have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modern Chinese.Especially after the reform and standardization since 1949,Chinese language has become a language accepted by modern world.Language problems created by "hard translation"and Europeanization cannot be completely avoided in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If we seek help from restoring classical learning without paying proper attention to modern grammar,not only those problems cannot be solved,but also the achievements of past efforts in Chinese language modernization will be abandoned.
引文
*本文是笔者参加201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现代文学与书写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做了一些增订,题目也有改动。关于“硬译”及洪堡特的部分,则在2016年提交给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跨语际对话”研讨会。
    (1)按:此处勉强用“写作”一词,不能尽本文之意。“写作”偏向文学创作,但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涵盖鲁迅的各种文字,包括文学性明显的小说,文学性有争议或难界定的杂文,还包括翻译,等等。曾考虑过“书写”,但跟德希达(Jacques Derrida)及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赋予écriture的意义和概念,并无关系,似乎也不合适。
    (2)《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另见《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227-228页。另参考《准风月谈》中的《“感旧”以后(下)》和《反刍》,《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387-388页。
    (3)中国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认为,“语文教育必须符合学生认知的规律和母语学科的规律,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语文当中加大比重就是一种对语文学科规律的尊重和回归。”(《王旭明:语文教育已经支离破碎》,《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15日,2017年8月引自http://cul.qq.com/a/20141116/010285.htm);另参考2015年他在《南方都市报》岭南大讲坛的意见,转引自BBC中文网: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1/150119_china_education_chinese.
    (1)参考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胡适以“明白清楚为美”(《什么是文学》),强调文学要“讲文法”(《文学改良刍议》),显然更着重的是文学的“工具”即语文,及其意思传达的准确性(《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7、216页)。
    (2)比较全面而具体的介绍,可参考林万菁:《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新加坡:万里书店,1986年版,第66-77页。
    (3)参考《集外集拾遗补篇》中所收鲁迅碑拓考订文章,《鲁迅全集》(第8卷),第61、65-87页;《鲁迅辑录古籍丛编》(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鲁迅考订功夫的案例,见顾农:《从〈《吕超墓志铭》跋〉看鲁迅抄录和研究碑刻的方法》,《上海鲁迅研究》,2015年夏,第80-89页。
    (4)“Lu Xun and Classical Studies”,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6(September 1982),pp.119-144.
    (5)《集外集·〈淑姿的信〉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135页。关于鲁迅对骈文的品评能力,可参看《华盖集·答KS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120页。鲁迅偶在杂文中嵌入辞赋,例如《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31页。
    (6)鲁迅虽对杨霁云称这篇骈文为“四不像”,又解释因“无话可说,故以骈文含胡之”(341209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283页),似乎只是游戏文章,但据许广平称,鲁迅“闲尝有暇,偶或低吟此序”(《鲁迅先生序跋集〈序言〉》(1941),《鲁迅研究月刊》,1988年第8期,第64页),可见他很喜欢这篇文章。按:不知何故,许广平这篇序言未收入海婴编的三卷本《许广平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亦未见于马蹄疾编:《许广平忆鲁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
    (7)《集外集拾遗补篇·补救世道文件四种》,《鲁迅全集》(第8卷),第236页。
    (8)林万菁就举出《准风月谈·后记》中三对排比的典型例子,见其《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第248-249页。
    (9)《热风·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第321-322页;《华盖集·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3卷),第45-47页。
    (10)《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全集》(第6卷),第119页。
    (1)按:手稿如此。“非语文”当然并非是现在语文教学上用多媒体等并非语文的教学现象。这个词大概是鲁迅临时生造的,从上下文看,意思大约是“并非以口语为依据的语文”。查“文艺大众化”及“大众语”讨论中,论者普遍认为“五四”白话文未能更多地摆脱文言文的影响,未能更接近口语,未能改变言文分离即文字脱离口语的状况。“非语文”应该就是指这一缺陷。
    (2)《伪自由书·文人无文》,《鲁迅全集》(第5卷),第86页。
    (3)《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鲁迅全集》(第5卷),第312-314页。
    (4)《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鲁迅全集》(第5卷),第316-318页。
    (5)《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第39-41页。
    (6)《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1页。
    (7)《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228页;《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1页。
    (1)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252页。
    (2)关于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主要参考苏培成:《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回顾与展望》,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语文现代化一般以卢戇章1892年自费出版自创罗马字拼音系统《一目了然初阶》为起点。罗马字拼音此前明代已有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之《西儒耳目资》(1926),《一目了然初阶》则为中国人首创。
    (3)《一目了然初阶》影印本,原折叠页第2页,即第3页。
    (4)《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1页。此段大约是回应瞿秋白“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的评论(第380页)。中国语文“太不精密”和词汇穷乏,可谓“五四”知识界的共识(见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7-19页)。按:语言穷乏还可以追溯到章太炎的观点,见其《訄书(初刻本)·订文》,《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6页。
    (5)“归化”与“异化”为Lawrence Venuti所提出,见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London:Routledge,1995,p.20.
    (1)参考王宏志:《翻译与阶级斗争---论1929年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重释“信、达、雅”》,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286页。
    (2)朱一凡:《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变迁(1905-1936)》,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3)见老志鈞:《鲁迅的欧化文字---中文欧化的省思》,台北:师大书苑,2005年版,第382,410-418页。
    (4)《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小约翰〉引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80、283页;《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4卷),第188页。按:鲁迅的翻译非常认真,但以为可以“仗着一本辞典”就能译出《小约翰》,大概不会为现在的专业译者所苟同。
    (5)《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15页。
    (6)《且介亭杂文二集·非有复译不可》,《鲁迅全集》(第6卷),第284-285页。
    (7)《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及《二心集·风马牛》,《鲁迅全集》(第4卷),第201、355-356页。对“牛奶路”这个乱译的“翻案”议论,参考张钊贻:《从〈非攻〉到〈墨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41页;张过大卫:《论“牛奶路”乃the Milky Way之乱译》,《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5期,第40-55页。翻案妙论还有这样令人无语的版本,而且是在专著中出现:“牛奶路”“如果去掉一个‘牛’字,根本不能算误译,而是完全正确的翻译。”(张经浩:《译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按:赵景深虽没有说过“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但说过“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352页),他对“信”与“顺”的主次轻重是摆得很清楚的,若再联系实践中“牛奶路”等前科,则鲁迅概括出的“精义”“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还是比较符合事实。他们的区别不在于“信”或“顺”二选其一,因为大家都认为两者都需要;他们的区别在于“信”与“顺”的主次轻重。对照王宏志:《重释“信、达、雅”》,第260-262页。
    (8)(9)《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0-391页,第390页。
    (10)Eugene H.Glassman,The Translation Debate,Downers Grove:InterV arsity Press,1981,pp.35-42.
    (1)见牟译《康德的道德哲学》之《译者之言》,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另参考陈康:《论信达雅与哲学著作翻译》,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3-446页。
    (2)《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1-392页。
    (3)《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79页。
    (4)据李靖民研究,以“形合”为hypotaxis,“意合”为parataxis,并用这对词语来说明中、英复合句的区别,始于王力1944的《中国语法理论》,对中国翻译界影响很大。奈达(Eugene A.Nida)也用过这对词语来描述中、英语言的差异。但hypotaxis和parataxis原来只是指“体现句子成分从属和并列的两种排列方式”,与王力的论述不完全相同。本文的“形合”和“意合”,用的是王力及后来研究者用来指出中文与英语或印欧语言根本区别的涵义,并非现在西方语法用语的含义(参考李靖民:《英汉翻译实践要略》,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章,第50-55页)。《中国语法理论》现收入《王力文集》(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有关“形合”、“意合”见第87-98页。
    (5)在鲁迅研究领域,就笔者所见,只有张全之点出鲁迅“硬译”与中国语文改革及“改造国民性”的关系,见其《鲁迅的“硬译”---一个现代思想事件》,《背对故乡---鲁迅文学的多维阐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1-68页。
    (6)关于洪堡特与中文,可参考Tze-wan Kwan,“Wilhelm von Humboldt On the Chinese Language-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Vol.29,No.2(Jun 2001),pp.169-242.他的语言学主要著作有中译,是直接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本文也参考了Peter Heath的英译。中译序和英译导言都对洪堡特思想生平做了详细的介绍。不过英译是经过Michael Losonsky编辑,导言却没有说明编辑是处理什么问题。英译:On Language.On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pecies,tr.Peter Heath,ed.Michael Losonsk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7)参考On Language:On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pecies,pp,29-47;姚小平《译序》,《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39-46页。张彦群也注意到洪堡特语言与国民精神关系的观点,并引入他关于翻译与欧化语法的讨论,见其《五四时期欧化翻译的动因及其意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48-150页。
    (1)《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314页;On Language,p.230.
    (2)On Language,p.230.引文为笔者按英译转译。姚小平的中译见译本第314页。
    (3)John E.Joseph,“A Matter of Consequenz:Humboldt,Race and the Geniu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Vol.26:1/2(1999),pp.89-148.
    (4)On Language,pp.230-231.这是笔者按英译的概述。姚小平的中译见译本第314-316页。
    (5)《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鲁迅全集》(第5卷),第548页。
    (6)有关研究很多,兹略举几例: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马春华:《现代汉语欧化结构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0);庄黄腾:《现代汉语语法欧化论的全新审视》(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9);贾伟:《翻译与现代汉语中的欧化语法》(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外文方面,Cornelius C.Kubler1975年Cornell大学的硕士论文“Study of Europeanized Grammar in Modern Written Chinese”,后于1985年在台湾出版,较为人知,但只是比较巴金的《家》和《儿女英雄传》。2014年Ruth Cordes在洪堡大学的博士论文“Language Change in 20th Century Written Chinese-The Claim for Europeanization”,从王力到贺阳,梳理得不错。
    (1)这两句一般理解为推荐选拔人才的比喻,但也有人理解为人才自身的磨练,以备选拔。后者见王茜的英文翻译,http://www.mianfeiwendang.com/doc/593de519a62093153d31bcd6。
    (2)有关古文翻译问题研究很多,《兰亭集序》英译的讨论便涉及“形合”和“意合”,见何朝燕:《从〈兰亭集序〉英译管窥英汉对比与文言翻译》及雷静:《浅析中西思维差异下的英汉对比与文言文英译---以〈兰亭集序〉英译为例》,《译苑》2010年第2期,第52-57、71-76页。
    (3)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6页。
    (4)倪伟:《章士钊的“逻辑文”与欧化的古文的限度》,《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134-142页。关于章士钊的“欧化古文”在中国语文改革的位置,可参考孟庆澍:《欧化古文与文言的弹性---论“甲寅文体”兼及与新文学的关系》,《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第125-133页。
    (5)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1903),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文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2页。
    (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第37页。
    (7)《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2卷),第290页;《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鲁迅全集》(第4卷),第276页;《花边文学·点句的难》,《鲁迅全集》(第4卷),第603-604页。
    (1)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第391集:《想进步,就别学鲁迅》(2005年9月8日)。文字稿见:http://leeao.com.cn/online/phnx/200509080391.htm。
    (2)老志鈞:《鲁迅的欧化文字》,第418-419页。按:老志鈞书中除了论及鲁迅“良性”的欧化文字之外(相当部分根据林万菁的研究),另有一章《鲁迅恶性欧化文字的成因》,还有一章《欧化与现代中文》,在语文欧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探讨现代中文如何吸取欧化词汇语法向前发展。不过老志鈞并没有讨论鲁迅改造中国语文和“国民性”的问题。
    (3)王力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有专门一章《欧化语法》(《王力文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3-502页),后来《汉语史稿》有《五四以后新型的句法》及《句法的严密化》两节,实际上都讨论欧化语法(《汉语史稿》(修订本)(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4-485页)。
    (4)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第284-285页。贺阳不用“意合”而用“意会”,因为“意会”的含义要广得多,“意合”只是“意会”的一个局部。按:按洪堡特的观点,“意会”大概比“意合”需要更多“精神”力量去解读,也可以理解为意思更模糊不清。
    (5)《汉语史稿》(修订本)(中册),第484页。
    (1)老志鈞:《鲁迅的欧化文字》,第425-426页。按:鲁迅所谓改变中国语文不精密的法子,可以考虑从“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吸收句法(《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82页。),跟余光中的意见毫无矛盾,但老志鈞却认为“鲁迅这番论调,固然不妥”(第421页)。
    (2)(3)老志鈞:《鲁迅的欧化文字》,第432页,第423页。
    (4)《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鲁迅全集》(第5卷),第548页。
    (5)《瞿秋白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648页。
    (6)余光中:《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及张振玉:《翻译散论》,转引自老志鈞:《鲁迅的欧化文字》,第425、429-430页。
    (7)张钊贻:《从〈非攻〉到〈墨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5、91-93页。
    (1)前引贺阳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及Ruth Cordes的“Language Chanese in 20th Century Written ChineseThe Claim for Europeanization”都用了大量語库资料来研究中文欧化的影响,如果集中使用广义科学及政法方面的語库资料,应该对笔者的推断有更确切的答案。
    (2)谨按:笔者也注意到有人把它翻成“恐怖主义份子”,这比“恐怖份子”好得多,不过大概多了两个字,采用的人看来只是少数。
    (3)按:已故暨南大学外语系翁显良教授在翻译课中曾提过一个乱译“积非成是“的例子:accident有“意外”的意思,但香港的译员一见accident便翻成“意外”,于是出现了一个新词“交通意外”(traffic accident),现在已收入词典。虽然此事未经历史文字梳理的证明,但翁教授是从香港回国工作的,而香港那些在华民政务司署负责翻译的“师爷”是够胆量一度把Public Square Street翻成“公众四方街”的(现译“众坊街”),所以可信程度很高。谨录于此,供语文发展研究者参考。
    (4)参考Eugene H.Glassman,The Translation Debate-What Makes a Bible Translation Good?,Downers Grove:IVP(1981).